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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实施前后山东某县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研究

谭小玉 赵立华 周玉博 金彩芹 刘扬 郑爱妮 李爱红 李宏田 刘建蒙

【摘要】 目的 描述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山东某县出生人数和孩次构成情况,分析三孩政策对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方法 依托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山东某县分娩登记常规统计资料,获取新生儿出生日期、母亲产次等数据,将母亲产次作为新生儿孩次的近似指标。依据三孩政策出台时间并参考既往研究将2019年7月至2022年2月定义为基线期,2022年3月至2023年6月定义为三孩政策效应期,采用中断时间序列模型研究三孩政策对月度出生人数和月度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结果 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研究地区出生人数为26 642人;基线期出生人数为18 007人,月均出生人数为562.72人;三孩政策效应期出生人数为8 635人,月均出生人数为539.69人。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显示,研究地区总的出生人数在基线期内月均减少4.56人(P=0.094);三孩政策生效之初出生人数瞬时减少91.19人(P=0.075),随后政策效应期内月均增加8.78人(P=0.075)。但上述变化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期间共出生一孩11 956人,二孩11 733人,三孩及以上2 128人;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8.24%,其中基线期为7.77%,三孩政策效应期为9.18%。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显示,基线期内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月均增加0.05个百分点(P=0.048);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减少0.64个百分点(P=0.417),随后政策效应期内月均增加0.14个百分点(P=0.200),三孩政策生效后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瞬时水平及随后趋势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三孩政策实施后研究地区总的出生人数未见明显变化,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也未见显著增加,提示三孩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对研究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三孩政策; 出生人数; 孩次占比; 中断时间序列分析

出生人口规模和孩次构成是反映人群生育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生育监测常用指标。生育政策主要通过限制允许生育子女数量或约束生育间隔调控出生人口规模,既往研究表明中国历次主要的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和孩次构成均产生了显著效应。随着“晚、稀、少”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相继实行,中国出生人口规模显著下降,据估计1972—2000年累计少出生人口为2.64亿~3.20亿[1];同期孩次构成以一孩为主,高孩次占比不断下降[2-3]。2015年10月全面两孩政策发布,政策显效后的18个月内新增出生人口为540万;同期二孩占比显著上升,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也有小幅上升[4-5]

随着既往累积生育需求逐步释放,全面两孩政策效应于2017年末开始逐渐减弱[4]。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规模降至1 200万;总和生育率跌至1.3,进入极低水平区间[6]。为改善低生育态势,2021年5月中国发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三孩政策”)[7]。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对国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至关重要,但目前尚缺乏三孩政策对出生人口规模及孩次构成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拟利用山东某县分娩登记常规资料,研究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该地区出生人数和孩次构成情况,量化评价三孩政策对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来自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山东某县分娩登记常规统计数据,研究纳入变量包括分娩日期、新生儿性别及分娩方式、母亲产次及一般人口学信息(年龄、身份证号)。研究对象包括所有在该县所辖助产机构分娩的育龄产妇(包括本县产妇和外地来本县分娩产妇)及其新生儿。研究对象排除标准如下:(1)非活产(包括死胎、死产);(2)产妇年龄缺失或为非育龄产妇(小于15岁或大于49岁);(3)产妇身份证号缺失;(4)重复记录。在分析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时,进一步排除产次缺失者。研究共提取27 782条分娩记录,经数据清理后,共26 642名产妇及其新生儿纳入出生人数分析,25 817条分娩记录纳入孩次构成分析。

二、方法

1.数据处理:根据分娩日期及产妇本人出生日期计算产妇年龄(周岁),并将其分为15~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9岁共5个组别,其中35岁及以上者定义为高龄产妇(mothers at advanced maternal age),35岁以下者为非高龄产妇(mothers at non-advanced maternal age)。根据产妇或其丈夫身份证前6位对应区县判断产妇为本县产妇(local mothers)或外地产妇(non-local mothers)。出生人数指活产新生儿总数。将产次作为孩次的近似指标,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即产次为3及3以上的产妇人数占同期产妇总数的百分比。依据三孩政策出台时间并参考既往研究[4],将2019年7月至2022年2月定义为基线期、2022年3月至2023年6月定义为三孩政策效应期。

2.统计学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和频数(百分比)分别对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特征群体出生人数和孩次构成的差异,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探究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随年份变化情况。绘制折线图展示月度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变化趋势。采用中断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三孩政策对月度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中断时间序列模型能够控制卫生政策或干预措施实施前回归趋势对时间序列的影响,通过采用分段回归,衡量结局变量的瞬时水平变化(截距)和随后长期趋势(斜率)变化,评价政策或干预措施的效果[8-9]。按照本县产妇与外地产妇、高龄产妇与非高龄产妇开展分层分析。本研究统计分析使用SAS 9.4软件完成,所有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为双侧α=0.05。

结 果

一、基本情况

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研究地区共出生26 642人,其中男婴占52.56%、40.96%经剖宫产分娩,97.53%为单胎。产妇平均年龄为(29.70±4.85)岁,以25~29岁(38.36%)和30~34岁(29.70%)居多;本县产妇占比为49.75%。研究期间共出生一孩11 956人,二孩11 733人,三孩及以上2 128人,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8.24%。不同年份孩次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随年份逐渐升高(Ptrend<0.001)。详见表1。

表1 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山东某县出生人数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births in a county in Shando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3

Characteristics, n(%)Number of births(n=26 642)Year of birthThe second half of 2019(n=4 248)2020(n=6 635)2021(n=6 023)2022(n=6 502)The first halfof 2023(n=3 234)Gender Male1 4003(52.56)2 213(52.10)3 467(52.25)3 147(52.25)3 417(52.55)1 759(54.39) Female12 639(47.44)2 035(47.90)3 168(47.75)2 876(47.75)3 085(47.45)1 475(45.61)Delivery mode a* Vaginal delivery15 727(59.04)2 493(58.69)4 019(60.58)3 663(60.82)3 778(58.11)1 774(54.89) Cesarean section10 912(40.96)1 755(41.31)2 615(39.42)2 360(39.18)2 724(41.89)1 458(45.11)Fetal count* Singleton birth25 983(97.53)4 153(97.76)6 453(97.26)5 891(97.81)6 358(97.79)3 128(96.72) Multiple birth 659(2.47) 95(2.24)182(2.74)132(2.19)144(2.21)106(3.28)Age of mother* 15-244 671(17.53)846(19.92)1 261(19.01)1 120(18.60)989(15.21)455(14.07) 25-2910 221(38.36)1 509(35.52)2 336(35.21)2 211(36.71)2 757(42.40)1 408(43.54) 30-347 912(29.70)1 262(29.71)2 073(31.24)1 865(30.96)1 841(28.31)871(26.93) 35-393 079(11.56)488(11.49)774(11.67)671(11.14)727(11.18)419(12.96) 40-49759(2.85)143(3.37) 191(2.88)156(2.59)188(2.89) 81(2.50)Birth place of mother* Local13 255(49.75)2 265(53.32)3 509(52.89)2 967(49.26)3 085(47.45)1 429(44.19) Non-local13 387(50.25)1 983(46.68)3 126(47.11)3 056(50.74)3 417(52.55)1 805(55.81)Child-ordera*b 111 956(46.31)1 520(41.97)2 811(43.62)2 837(47.17)3 181(48.92)1 607(49.69) 211 733(45.45)1 847(50.99)3 150(48.88)2 670(44.40)2 760(42.45)1 306(40.38) ≥32 128(8.24)255(7.04)484(7.51)507(8.43)561(8.63)321(9.93)

Note:a. Missing data:delivery mode 3(0.01%), child-order 825(3.10%). b. Cochran-Armitage tes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ortions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over year, P<0.001. *P<0.05.

二、三孩政策实施前后出生人数变化情况

三孩政策基线期出生人数为18 007人,月均出生人数为562.72人;三孩政策效应期出生人数为8 635人,月均出生人数为539.69人。在基线期内,月度出生人数首先由2019年7月的713人下降至2021年2月的432人,整体呈下降趋势;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月度出生人数趋于平稳,月均为515.92人。在三孩政策效应期内,月度出生人数先上升后下降,由2022年3月的431人波动上升至2022年10月的661人后,波动下降至2023年6月的507人。母亲为本县产妇、外地产妇及母亲为非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变化趋势与总体相近;母亲为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在研究期间较为稳定。详见图1。

图1 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出生人数变化趋势
Figure 1 The trend of number of birth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3

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显示,基线期内出生人数保持平稳(P=0.094),三孩政策生效之初出生人数瞬时水平(P=0.075)及随后政策效应期内趋势(P=0.075)均未见显著变化。分层分析结果显示,母亲为本县产妇的出生人数在基线期内月均减少4.35人(P<0.001),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水平(P=0.385)及随后政策效应期内趋势(P=0.079)均未见显著变化;母亲为外地产妇的出生人数基线期内保持平稳(P=0.824),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减少92.97人(P=0.007),随后趋势未见显著变化(P=0.095)。母亲为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在基线期内月均减少1.27人(P<0.001),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水平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89),随后政策效应期内月均增加0.79人(P=0.002);母亲为非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基线期内保持平稳(P=0.261),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减少115.84人(P=0.011),随后趋势未见显著变化(P=0.129)。详见表2。

表2 三孩政策对出生人数的影响
Table 2 The impa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the number of births

Number of birthsTotalLocal mothersNon-local mothersMothers at advanced maternal ageMothers at non-advanced maternal ageThe baseline period(Jul 2019 to Feb 2022) Intercept(β0)659.59364.09294.54101.25557.05 Slope(β1)-4.56-4.35*-0.42-1.27*-3.06The three-child policy effect period(Mar 2022 to Jun 2023) Change in level(β2)-91.1920.37-92.97*11.85-115.84* Change in slope(β3)13.344.278.602.06*11.17

*P<0.05.

三、三孩政策实施前后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变化情况

研究地区基线期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7.77%,三孩政策效应期为9.18%。基线期内,月度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由2019年7月的7.73%小幅波动上升至2022年2月的8.21%。三孩政策效应期内,月度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22年3月的8.12%波动上升至2023年2月的11.87%,此后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平稳。母亲为本县产妇、外地产妇及母亲为高龄产妇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变化趋势与总体相近;母亲为非高龄产妇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在研究期间较为稳定。详见图2。

图2 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变化趋势
Figure 2 The trend of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3

中断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基线期内月均上升0.05个百分点(P=0.048),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变化(P=0.417)及随后趋势变化(P=0.200)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层分析结果表明,母亲为本县产妇、外地产妇及高龄产妇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基线期内均保持平稳、三孩政策实施后瞬时水平及随后趋势均未见显著变化(P均>0.05);母亲为非高龄产妇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基线期内月均上升0.05个百分点(P=0.025),三孩政策实施后瞬时水平及随后趋势均未见显著变化(P均>0.05)。详见表3。

表3 三孩政策对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
Table 3 The impa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TotalLocal mothersNon-local mothersMothers at advanced maternal ageMothers at non-advanced maternal ageThe baseline period(Jul 2019 to Feb 2022) Intercept(β0)6.996.018.3823.024.11 Slope(β1)0.05*0.040.040.150.05*The three-child policy effect period(Mar 2022 to Jun 2023) Change in level(β2)-0.64-0.10-1.291.45-1.08 Change in slope(β3)0.090.040.160.180.04

*P<0.05.

讨 论

本研究采用山东某县分娩登记常规数据,研究了三孩政策对该地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地区月度出生人数在基线期内、三孩政策实施后瞬时及随后效应期内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母亲特征别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基线期内母亲为本县产妇和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月均显著减少4人和1人,政策生效之初母亲为外地产妇和非高龄产妇的月度出生人数瞬时水平分别显著减少93人和116人,随后政策效应期内母亲为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月均显著增加1人。基线期内研究地区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月均增加0.05个百分点,母亲为非高龄产妇者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月均增加幅度与总体相同;三孩政策实施后总体及各个亚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瞬时水平和随后趋势均未见显著变化。

母亲为本县产妇的出生人数代表研究地区出生人数的自然水平,其在三孩政策前已呈现每月减少4人的下降趋势,推测与该县育龄妇女规模缩小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低有关。既往多项生育意愿调查研究[10-15]表明全国和山东省在内的不同地区均出现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量较少、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意愿较低的现象。三孩政策实施后母亲为本县产妇的出生人数瞬时水平及随后趋势均未见显著变化,提示三孩政策未能显著促进该县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母亲为外地产妇的出生人数基线期内未见明显下降,可能由于研究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在周边地区中经济水平处于前列,妇幼保健投入力度大、医疗条件好,吸引大量周边县市产妇来本县分娩。而母亲为外地产妇的出生人数在三孩政策实施后瞬时水平下降,推测主要由于新冠疫情造成地区间人员流动受阻:2022年3月受新冠疫情影响,研究地区宣布全县实行人员静止、居家静止[16],外地产妇来本县分娩者受此影响大幅减少。研究期间母亲为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在基线期内下降,可能由于高龄产妇作为响应生育政策调整的敏感人群,其生育需求已在此前生育政策渐次宽松的过程中,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得到集中释放[4,17-20],因而2019年下半年至2022年初母亲为高龄产妇的出生人数减少。三孩政策效应期内母亲为高龄产妇者转为小幅上升趋势,推测可能与新冠疫情后年龄偏大者尽早生育意愿更强烈有关。

基线期内总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上升,一是由于中国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向更高年龄的比重增加变化[21],而更高年龄的女性更可能生育三孩及以上孩次,且较大年龄的女性更可能具备抚养多孩所需的经济基础;二是由于中国育龄妇女婚育推迟导致一孩生育率下降、一孩占比下降,高孩次占比相对升高[6];三是由于既往生育政策调整对三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率也产生了积极影响[6]。母亲为非高龄产妇者同样在基线期内呈小幅上升趋势,可能由于考虑高龄产妇分娩风险,计划生育多孩的女性更倾向在35岁之前完成生育。三孩政策实施后,总体和各个亚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瞬时水平和随后趋势均无显著变化,提示三孩政策并未显示出对多孩生育的特异性促进效应。当前育龄妇女多孩生育意愿较低,既往多项研究表明全国及国内不同地区有三孩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比例均不超过15%[10,12,22-25];2021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研究显示仅14.4%已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有三孩生育意愿,经济困难、教育成本和抚养压力是生育三孩的最大阻碍[10]。为促进多孩生育,未来仍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执行力度,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保障支持措施。

本研究优势在于,研究现场位于山东省,该省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深,对鼓励生育政策的响应更好[19],因而更可能观察到三孩政策的积极效应。此外,研究资料来自助产机构汇总的分娩登记统计数据,随着母婴安全受到重视、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增强,2012年以来中国产妇住院分娩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26],因而该数据覆盖率高、规模大、质量好。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三孩政策实施后观察期较短,政策效应期仅有16个月的数据,未来应在更长时间维度上开展分析,判断三孩政策效应是否存在滞后。其次,本研究在分析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变化情况时用母亲产次代替新生儿孩次,而产次与孩次之间存在主要由多胎妊娠导致的差异,但本研究中多胎妊娠发生率低(2.47%),产次与孩次差异应当较小。此外,本研究依据产妇身份证号码前6位对应的区县(出生地所在区县)判定籍贯为本县或外地,为使其更接近实际户籍分布,将丈夫籍贯为本县者也划分为本县产妇,该判断方式无法避免少数身份证信息为外地但落户该县人群带来的错分偏倚。最后,本研究结果对于经济水平、文化观念相近的同类地区有参考价值,但向更大范围和其他类型地区外推时应谨慎。

综上,三孩政策实施后研究地区总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未见显著变化,同时能够反映本县人群自然水平的亚组——母亲为本县产妇的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也未见显著增加,提示三孩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对研究地区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当前出生人口及孩次占比变化不能除外新冠疫情影响,未来仍应进一步加强对出生人口数量及孩次构成变化情况的监测,探索三孩政策长期效应,对不同特征育龄妇女、不同孩次的生育采取有针对性的保障和支持措施。

志谢:感谢研究地区相关工作人员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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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births and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in a county in Shand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TAN Xiaoyu, ZHAO Lihua, ZHOU Yubo, JIN Caiqin, LIU Yang, ZHENG Aini, LI Aihong, LI Hongtian, LIU Jianmeng. Institute of Reproductive and Child Health/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Key Laboratory of Reproductive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number of birth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child-orders in a county in Shando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3, an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the number of births and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Methods Based on the regular statistic data of births registration in a county in Shandong from July 2019 to June 2023, the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newborn′s birth date and mother′s parity were obtained; the mother′s parity was used as the approximate index of the newborn′s child-order. Considering the proposal time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and referring to previous studies, the baseline period was defined as from July 2019 to February 2022, and the three-child policy effect period was defined as from March 2022 to June 2023.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model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on the monthly number of births and the monthly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Results The number of births was 26 642 in the research area from July 2019 to June 2023; the number of births in the baseline period was 18 007, with a monthly average of 562.72;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was 8 635 in the three-child policy effect period, with a monthly average of 539.69. The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births de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4.56 per month during the baseline period(P=0.094).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coming into effect,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decreased by 91.19 instantaneously(P=0.075), followed by an average monthly increase of 8.78(P=0.075) during the policy effect period. However, none of these chang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ere 11 956 births of the first child, 11 733 births of the second child, and 2 128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during the study;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was 8.24%, with 7.77% during the baseline period and 9.18%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effect period. The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in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0.05% during the baseline period(P=0.048).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coming into effect,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decreased by 0.64% instantaneously(P=0.417), followed by an average monthly increase of 0.14%(P=0.200) during the policy effect period, but the changes of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in the instantaneous level and the subsequent trend after the three-child policy took effec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onclusion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in the study area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three-child policy was implemented,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of the third child and above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either, suggesting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hildbearing behavior of women at reproductive age in the research area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 three-child policy; number of births; proportion of the child-order;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R17

基金项目:中华预防医学会生殖保存和生育力保护研究项目资助(No.83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BMU2021RCZX029)

作者单位:100191,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生育健康重点实验室(谭小玉,周玉博,刘扬,李宏田,刘建蒙);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谭小玉,周玉博,刘扬,李宏田,刘建蒙);山东省桓台县妇幼保健院(赵立华,金彩芹,郑爱妮,李爱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女性生育力促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周玉博,李宏田,刘建蒙);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智慧公众健康研究中心(李宏田,刘建蒙)

通信作者:李宏田(lihongtian@pku.edu.cn);赵立华(htfbyzlh@163.com)

(收稿日期:2024-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