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

成本-效用视角下海南省高校女教师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刘璇 杨颖 邱蕾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探讨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生育成本、生育效用、家庭功能和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为海南省进一步落实三孩相关政策,完善配套措施提供实证依据。方法 以海南省高校女教师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10月1日至11月1日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线上调查。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海南省高校教师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398名被调查者中,42.5%的调查对象有二孩生育意愿;年龄越小[OR(95%CI)=4.23(1.24~14.42)],生育成本越低[OR(95%CI)=0.27(0.10~0.73)],生育效用越高[OR(95%CI)=3.43(1.32~8.89)],家庭功能良好[OR(95%CI)= 2.44(1.08~5.50)],已育一孩性别为男孩[OR(95%CI)=0.40(0.20~0.77)]的高校女教师,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强。结论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的三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且受年龄、生育成本、家庭功能和已育一孩性别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多因素策略以提高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

【关键词】 生育意愿; 生育成本; 生育效用; 家庭功能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该决定是继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1]

女性是生育决策主体,女性生育行为首先取决于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提升生育水平的主要驱动力,生育政策的制定应以提升和释放女性生育意愿为前提。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是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2]。高校女教职工人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女性在师资结构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在三孩政策实施背景下,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能为三孩政策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支持。高校女教师受教育程度高,是高素质人群的代表,且具备有寒暑假,工作环境较稳定等较为成熟的生育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高素质人口的生育意愿不仅是整体人口生育意愿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中国未来生育意愿人群发展方向,因此研究高校女教师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成本-效用视角了解在琼高校女教师对于三胎政策出台后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从而为海南省进一步落实三孩相关政策,完善配套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海南省高校女教师中已经生育一孩的且处于育龄阶段(20~49岁)的女性。纳入标准:(1)处在育龄阶段;(2)居住地为海南省;(3)已经生育一孩的高校女教师;(4)自愿参加本次调查。排除标准:首先,排除因严重心理疾病可能影响回答准确性的女性教师。包括但不限于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这些疾病可能妨碍参与者理解问卷内容或给出一致的回答。其次,排除存在沟通障碍无法独立完成问卷的女性教师。包括语言理解能力受损或其他认知障碍,这可能导致无法有效理解或响应问卷问题。本次调查采用匿名填答方式,遵循保密原则。问卷调查于2021年10月1日—11月1日采用线上形式进行。线上调查以问卷星为工具,采用微信链接和分享二维码的方式,在获得海南省五所高校(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等五所高校)支持的前提下,向以上高校的育龄期女教师群体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98份,有效率为99.5%。

2.研究工具:本研究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课题组首先对问卷核心变量概念进行定义和分解,建立问卷条目池,通过专家组讨论的方法形成问卷初稿。问卷由三部分构成:基本状况表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身体状况、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结构、现有孩子性别、夫妻关系以及婆媳关系等;孩子成本-效用问卷;家庭功能问卷。

孩子成本-效用问卷由谭雪萍编制[3],问卷共两个维度,包括孩子生育成本和孩子生育效用,孩子生育成本维度主要包括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三个因子;孩子生育效用维度主要包括经济效用、保险效用、传宗接代效用和享乐效用四个因子,两个维度共计30个条目,备选答案采用李克特量表5级评分,积分为1~5,其中1分代表完全赞同,5分代表非常不赞同。生育成本得分越高表示生育所带来的成本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越大;生育效用得分越低则表示生育所带来的效用对于生育意愿的推动作用越大。根据三分位数法把生育成本和生育效用的数据转换为低、中、高的等级变量。即生育成本总得分越低,生育成本越低;生育效用总得分越低,生育效用越高。在本次研究中,生育成本问卷内部一致信度为0.80,生育效用问卷内部一致信度为0.75。

家庭功能采用家庭APGAR问卷来进行测量。该量表是1978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Smilkstein教授编制的,主要用于评估个体对自身家庭功能的满意程度[4]。量表共由5个条目(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组成,5个条目的得分相加即为家庭功能得分(得分范围为0~10分)。量表总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家庭APGAR问卷在本研究中的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89。

3.统计分析:在此次调查中每天有专门的调查员负责审核问卷星中问卷填写情况,对于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予以删除。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结果

1.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参与此次调查的育龄女性中,31-40岁的研究对象占比最多,达66.1%;95.7%的研究对象在城镇居住;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研究对象占比最高,占样本总量的73.1%;已育一孩性别为男孩的占比53.7 %,为女孩的占比46.3%。

2.研究对象生育意愿的现状:在398名调查对象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有169例,占42.5%;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有167例,占为42.0%;回答“没想好是否生育二孩”的调查对象为62例,占15.6%。

3.研究对象二孩生育意愿的单因素分析:以是否愿意生育二孩分组(有生育意愿=1,没想好=2,无生育意愿=3),对年龄、居住地、家庭经济条件、现有孩子性别、生育成本和生育效用以及家庭功能等数据采用单因素χ2检验。该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有生育意愿、无生育意愿和没想好的育龄女性在年龄(χ2=21.42,P<0.000)、现有孩子性别(χ2=6.74,P=0.019)、生育成本(χ2=19.16,P<0.000)、生育效用(χ2=40.60,P<0.000)、家庭功能(χ2=26.23,P=0.003)等因素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居住地和家庭经济条件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1。

表1 已育一孩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n(%)]

变量二孩生育意愿有生育意愿没想好无生育意愿年龄* 30及30岁以下39(10)12(3)27(7) 31~40岁120(30)42(10.5)101(25) 41~45岁10(2.5)8(2)39(10)现居地 城镇158(40)60(15)163(41) 乡村11(2.5)2(0.5) 4(1)家庭条件 好27(7)5(1)22(5.5) 一般123(31)48(12)120(30) 差19(5)9(2)25(6.5)现有孩子性别* 男孩83(21)42(10.5)89(22) 女孩86(21.5)20(5)78(20)生育效用* 低66(17)15(4)18(5) 中85(21)33(8)14(4) 高18(5)74(19)63(16)生育成本* 低28(7)17(4)57(14) 中87(22)35(9)79(20) 高57(14)10(2.5)31(7.5)家庭功能* 良好71(18)21(5)48(12) 有些失调74(18.5)19(5)56(14) 严重失调24(6)22(5.5)63(16)

注:*组间比较,P<0.05.

研究对象二孩生育意愿的多因素分析:以已育一孩高校女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为因变量(以生育意愿“没想好”为参考组别),以年龄、现居地、家庭经济情况、生育成本、生育效用、家庭功能以及已育一孩的性别为自变量进行多项Logistics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年轻的女教师更倾向于生育第二孩(OR=4.23,95%CI=1.24-14.42,P=0.021)。生育成本的降低显著提升了生育第二孩的可能性(OR=0.27,95%CI=0.10~0.73,P=0.010),表明生育成本是一个关键的保护因素。此外,高生育效用(OR=3.43,95%CI=1.32~8.89,P=0.011)和良好的家庭功能(OR=2.44,95%CI=1.08~5.50,P=0.031)也正向影响生育第二孩的决定。而已育一孩的性别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若第一孩为男孩,生育第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OR=0.40,95%CI=0.20~0.77,P=0.006)。相比之下,在无生育第二孩意愿的组别中,生育效用显著较低(OR=0.36,95%CI=0.15~0.89,P=0.028),而其他因素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

表2 二孩生育意愿多项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有生育意愿,OR(95% CI)无生育意愿,OR(95%CI)年龄 <30岁4.23(1.24~14.42)0.40(0.13~1.18) 31~40岁4.34(1.45~12.92)0.44(0.18~1.09) >41岁11现居地 城镇0.66(0.12~3.61)1.75(0.28~10.85) 乡村11家庭条件 好1.84(0.48~7.05)1.75(0.47~6.49) 一般0.79(0.31~2.02)0.98(0.40~2.37) 差11现有孩子性别 男孩0.40(0.20~0.77)0.57(0.30~1.08) 女孩11生育效用 低3.43(1.32~8.89)0.36(0.15~0.89) 中2.07(0.88~4.88)0.50(0.24~1.06) 高11生育成本 低0.27(0.10~0.73)1.12(0.42~2.94) 中0.46(0.20~1.06)0.73(0.31~1.73) 高11家庭功能 良好2.44(1.08~5.50)0.79(0.37~1.68) 有些失调3.19(1.41~7.20)1.00(0.47~2.10) 严重失调11

讨论

本文基于对398名处于育龄阶段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的调查研究,描述了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现状,分析在成本-效用视角下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本研究显示,在398名调查对象中,有生育二孩意愿女教师比例为42.5%。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生育成本、生育效用、家庭功能和已育一孩性别对育龄阶段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1.年龄:年龄越小,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小,生育能力和身体状况越好,生育所带来的风险较小,年龄较大的女性生育压力较大且有患慢性病的风险。

2.已育一孩性别:已育一孩性别为男孩,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三孩”政策和相关激励措施出台后,在新的政策鼓励下,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育龄女性,会产生生育二孩的意愿,不少女性认为生育二孩可以减少一孩在未来赡养老人的压力;两个小孩更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有利于创设更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在理想二孩性别上,二孩的理想性别取决于一孩性别。若一孩为男孩,则更多家庭会倾向于二孩能够生女孩。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女孩偏好逐渐强于男孩偏好,越来越多的家庭认为生育一个女孩经济压力更小,往往一孩为男孩的家庭,更希望二孩期望性别为女孩,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5]

3.生育成本:生育成本得分越低,即生育成本越低,二孩生育意愿越高。现在的育龄人群逐渐以“90后”为主体,他们的事业还处于上升期,生育二孩势必会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能会影响其生活质量。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6]显示,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这只是养育孩子的直接费用,而育龄知识女性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影响其晋升和受教育机会,且育龄女性既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照顾家庭打扫家务,还要外出工作,身上承担的经济压力、生活压力大。三胎政策奖励措施出台后,生育补贴、教育免费等奖励措施,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帮扶保障等配套措施都可能减少女性的生育成本,从而促进提高育龄知识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因此生育成本越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4.生育效用:生育效用得分越低,即生育效用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尽管有着高生育成本,但也不能忽视生育所带来的效用。生育二孩会给家庭带来诸多的效用,如经济效用、保险效用、传宗接代效用、享乐效用[3]。经济效用主要包括孩子未来为家庭带来的财富;保险效用主要包括未来父母养老的保障、避免未来成为空巢老人的保障以及孩子成才的保障;传宗接代效用包括使家族人丁兴旺;享乐效用包括孩子使父母精神上得到满足。这些生育的成本和效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以影响其生育行为。育龄女性对这些效用越重视[7],则再生育意愿越高。

5.家庭功能:家庭功能越好,二孩生育意愿越高。遇到问题时,可以经常从家人那里得到满意的帮助;经常满意与家人讨论各种事情及分担问题的方式;当想做一件事时,家人经常接受并予以支持;经常满意家人对其表示关心和爱护的方式;经常满意与家人生活的方式,满意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有人可以帮忙教育、抚养孩子。家庭包容和认可度良好,沟通充足,且互相关爱不引发过度干涉,这些都会使育龄女性家庭生活压力减小,家庭功能良好,生育意愿越高。健康的家庭功能可以给幼儿提供良好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使幼儿初步形成健康的行为习惯,为儿童提供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8]。三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二胎的生育意愿,而家庭功能是影响生育意愿最关键的因素[9]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在三胎生育政策出台后,许多已育一孩的育龄女性产生了想要生育二孩的生育意愿,因此针对此次研究,应鼓励早生,并针对生育二孩者,开展相应鼓励措施,从国家或社会层面上对育龄人群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进行适当的转移与分担,如提供二孩生育的补贴、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完善相应的教育、医疗、住房资源;通过配套婴幼儿照料机构,提高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可以提供一些教育咨询服务和托幼机构来减轻育龄人群的心理成本,如举办家长学堂,成立社区托幼机构等[10]。延长生育津贴发放时间,可增加15天生育津贴,同时对符合国家和省份有关规定享受护理假的男职工,也发放15天的生育津贴[11]。延长产假、育儿假[12],虽然对鼓励生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会影响女性的职场工作,各地需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参保率以提高社会养老保障水平[13]。帮助育龄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探索创新老幼同乐的代际互助模式,营造包容性育养环境,实现生养功能“家庭专责”与“社会共育”并举的局面[14]。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大众对女性的要求也逐渐增加,女性不仅面临着养育儿童的压力,也面临着传统女性角色与现代女性角色之间的冲突,生育在无形中增加了女性的心理压力[15],因此产后抑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6],这种现象在教师群体中更为突出,作为高校女教师工作场所的高等院校,负有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责任,保障女教师的权益,对女教师予以充分的人文关怀,减轻在生育期的危机感,积极完善高校教师聘任制和职称评定制度[17]。高校工会应联合教师发展中心,对教师专业发展内容与途径、发展动力、发展影响因素等进行探索与拓展,尽力跳出以知识、能力为本的教师发展框架,寻求具有女教职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18]。高校女教师是育龄女性群体中特殊的女性群体,高校女教师有着丰富的学识,在育儿方面有着先进的理念,社会也高度认可高校女教师是中国职业女性中高素质高学历高智商的代表,因此研究高校女教师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需要注意到,此研究的数据收集为线上问卷横断面调查,所以调查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受一定程度的影响,且无法准确地验证因果关联,虽然研究对象选取了已育一孩的高校女教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是研究对象集中在海南省,因此,将本研究的结论进行外推时需考虑到地域因素与研究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已育一孩性别、生育成本、生育效用、家庭功能是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详细探讨了三孩政策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基于成本-效用视角了解在琼高校女教师对于三胎政策出台后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从而为海南省进一步落实三孩相关政策,完善配套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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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17

基金项目:2022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Hnky2022-29);2022年海南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211810052)。

作者单位:海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信作者:邱蕾(qiulei@hainmc.edu.cn)

(收稿日期:202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