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19世纪初,法国和美国开始了现代生育转型,生育率降低,并在欧洲迅速扩张,随后逐步蔓延到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将近30个国家和地区在和平环境中出现了人口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指出世界平均生育率从1950年的每名妇女5个孩子下降到2021年的2.3个,预测在2050年会降至2.1个[1]。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数也在不断下降,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进入了“低生育率期”。为了提高出生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积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及生育支持政策。但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结果来看,全国出生人口数虽然在个别年份有小幅增加,但总体上仍呈明显下降趋势。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3[2]。随后国家及时科学地优化生育政策,在2021年通过并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但2022年仍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状况。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要素,长期的低生育率不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挑战,还会给养老、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随着生育政策的包容性不断增强,育龄群体的自主选择空间不断扩大,此时生育率的降低更加证实了中国已由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转变为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生育率的下降更加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家庭个人的生育意愿[3-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出,2021年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5]。但“七普”数据[2]指出,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仅为1.3个,实际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距。
微观家庭经济学认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但相较于生育价值来说,生育成本一般被视为家庭生育数量的决定因素,所以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育龄人群在权衡生育成本和生育价值后导致的生育意愿不能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
1.生育成本的提高:随着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调控作用的不断弱化,部分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生育意愿低迷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育成本的提高加重了生育顾虑,而不断提高的生育成本也逐渐成为了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要负面因素[6]。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首要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其中婴幼儿照护、妇女职业发展等问题也是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7]。生育成本可以分为社会生育成本及家庭生育成本两个部分,其中家庭生育成本的提高对育龄人群生育行为的负面影响更直接、更显著,且研究表明家庭生育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生育率[8-10]。不同学者对家庭生育成本有不同的见解,总的来说可以将其分为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
(1)经济成本。多项国内外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是抑制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经济波动造成的失业、收入不稳定、住房压力以及子女负担是导致低生育意愿的直接原因。
生育不仅是女性从怀孕到分娩的短期过程,还包括了养育、教育直至子女实现经济独立的整个过程。整个过程中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以及其他支出都属于直接经济成本。从怀孕到分娩这一阶段家庭自付分娩费用、产期待遇降幅和月均托育支出对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6]。经典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论”[11]认为,父母通过提升孩子的质量来获得效用,直接导致家庭生育数量的减少。随着中国居民受教育水平的逐渐上升以及生育责任感不断增强,育龄人群更加重视子女的生活健康及教育质量,养育、教育环节已成为父母大量耗费经济成本的阶段,验证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论”在中国的适用性。2017年国家卫计委指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国内家庭平均收入的50%。而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均占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12]。在生育二孩的问题上,养育成本及教养负担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主要的考虑因素[13]。《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指出全国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值为48.5万,是人均GDP的6.9倍,至大学毕业的养育成本更是平均高达62.7万元[14]。高昂的家庭教育成本在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15]。
(2)非经济成本。生育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包括照顾陪伴孩子的时间成本、损失的机会成本以及生育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的影响等[16]。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生育过程最主要的非经济成本是女性机会成本以及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17]。传统的家庭养育分担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养育环节会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而当前的婚育主体以90后、00后为主,绝大部分受教育年限更长,导致了婚育年龄的推迟。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7.95岁,2019年至2022年中国育龄女性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到27.4岁[2,18]。当前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独立,生育的机会成本极高,不同类型的生育状况均会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和职业经历有负面影响,机会效应成本和性别认同效应使得女性为了平衡家庭与事业不得不选择推迟生育时间、减少生育数量[19-20]。除此之外,生育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会增加生育的非经济成本,女性不仅要承受生育时的痛苦,还要面对生产后出现的身材走样、身体机能变化等问题,在抚养孩子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抑制女性的生育意愿。
韩国、日本等国际经验表明,单纯的经济补偿对提升生育水平的效果并不明显,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家庭发展政策才能够提升生育水平[21]。为了改善当前中国的生育率低迷的状况,各地政府分别出台了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然而这些政策总结来说可表示为“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与中央政策出现偏差。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2年中国的一孩生育率从0.7降至0.5,一孩作为提高生育率的基本,对其重视程度却不高[18]。只有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为女性生育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才能有效的提高生育率,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22]。
2.生育价值观的改变:生育价值观的效用模型(value of children,VOC)认为生育价值观是个体对生育各个方面重要性的看法或认识评价的心理倾向性,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23]。这一理论主要强调孩子的价值,也更受认可。生育价值是生育客体对生育主体的有用性,主要包括情感价值,传统价值以及家庭价值。既往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关注客观因素,缺乏生育主体对生育价值的看法理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所持有的生育价值观也不同。生育价值观的改变受到了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大众媒体以及文化素质提升等共同影响,生育价值趋于个体化、多元化和现代化,人们的生育意愿更为理性。
(1)情感价值。生育的情感价值是指满足个人层面的情感需求,以及让当下的家庭更为幸福,包括喜欢孩子、可以在养育子女过程中获得乐趣等。邓祺[24]指出,当代青年对生育行为的价值评价呈现整体弱化的趋势,但逐渐重视生育子女的情感价值,其中有41.9%的青年认为“喜欢孩子”是生育的主要动机。比起生育的传统价值和家庭价值,现代育龄女性更关注孩子的情感价值,满足个人情感需求逐渐成为青年的主要生育动机[25]。情感效用直接正向提升生育计划的概率要高于传统的家族延续效用、保障效用以及经济效用[4]。
(2)传统价值和家庭价值。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强调生育的国家、民族和家庭意义[26]。生育的传统价值和家庭价值主要包括传宗接代、天伦之乐、养儿防老以及维系夫妻感情等。在过去社会中,人们更加重视生育的传统价值和家庭价值,“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更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引导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传统生育观念已逐渐被“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新型生育观念所替代,生育的传统价值也逐渐降低,生育主体的自主性增强,对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虽然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大部分育龄人群还是认同生育的家庭价值,认为“有孩子家庭才幸福美满”。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青年人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这些传统观念进一步弱化,但中年人的认同感相对较高,且城市和农村群体在性别偏好上仍存在较大差异[24,27]。
研究表明,育龄人群的生育效用价值观可以对生育计划产生正向影响,而不同的生育价值对生育计划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首要的是生育的情感价值,不同年龄人群对生育价值的看法也存在差异,70后的生育价值主要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80后看待生育价值更加理性,90后更注重生育的情感价值。70后区别于其他人群的主要观点是对“养儿防老”这一观念的认同。生育主体将外力约束下的生育规范内化为新的生育观念,并在行为中自发践行[13]。
低生育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现代社会的生育不是单纯的生物行为,更多的是平衡生育成本与生育价值之后的决策。而生育成本和生育价值失衡是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改变的根本原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而目前相关的配套支持政策以及托育等公共服务并不完善,不能有效地解决育龄人群的生育问题,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决策产生负向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但增加了生育成本上的负担,也使得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传统生育价值观逐渐转变为以充实家庭生活和情感慰藉为核心的现代生育价值观。当前低水平的生育意愿及不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正是生育压力大于生育动力的结果,即高看生育成本、低看生育价值的结果。因此,决策部门可以通过构建完善的生育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重视生育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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