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随着社会进步与医学发展,围产期妇女的健康状态备受关注,围产期是围绕分娩前后,关乎母婴健康的关键阶段[1]。这一阶段,孕产妇不仅要应对身体上的巨大变化,还要面对角色转变、家庭关系调整等多重压力,容易出现各种负性情绪[2],以妊娠期和产后的抑郁和焦虑为主要表现,典型症状为情绪低落、兴趣降低、注意力集中困难等[3]。孕产妇受到长期的负性情绪困扰可能引发妊娠高血压、糖尿病、先兆子病等妊娠等并发症[4],还可能增加剖宫产的风险,影响胎儿神经发育、导致新生儿低出生体重,甚至对儿童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同时围产期心理健康作为卫生政策的战略重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围产期情绪问题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成本为每例73 822英镑[5],无疑将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虽然国内外针对围产期负性情绪已开展相关研究,但围产期情绪管理仍面临资源不足、认知偏差等多重挑战。因此,促进围产期妇女负性情绪的早期识别并实施有效管理对保障母婴健康、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情绪管理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Hochschil在1979年提出,他认为情绪管理是个体通过有意识的察觉自身情绪,并采取相应措施以调整和改变情绪的过程[6]。1998年,Goleman[7]进一步深化情绪管理的内涵,将其定义为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自我调控过程,强调个体应根据需求适时、适地、适度的调整自身情绪状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情绪调节策略逐渐成为情绪管理的核心。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急性应激或创伤事件时,为调控自身情绪状态而采取的表达方式,在情绪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8]。Gross[9]提出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强调情境与个体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将情绪管理细化为包含“情境选择、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反应调整”等多个环节的动态过程。有效的情绪管理不仅可以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还可以引导个体有意识、有计划的对自身的不良情绪进行调节[10]。随着情绪调节理论及模型不断完善,情绪管理已逐渐运用于临床、社区、家庭等领域[11-12]。
围产期负性情绪因其高患病率以及对孕妇自身、家庭及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3]。2022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围产期精神健康妇幼保健服务指南》[14],正式将围产期心理健康服务纳入WHO的健康服务范畴。围产期妇女由于受到自身生理及外在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愤怒、恐惧、绝望等负性情绪,这些情绪的发生与发展均会对母婴健康产生影响[15]。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孕期焦虑抑郁的发生率10%～35%[16],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PPD)的患病率为10%～15%[17],中国报道的PPD平均患病率为14.7%[18],与国际水平一致。由于经济水平、医疗资源的分布、文化观念的差异以及筛查工具的不同等原因,发达国家的围产期情绪障碍发病率(10%～20%)低于发展中国家(13%～27%)[4]。数据显示约有30%～50%的围产期妇女会在分娩后的一周内出现短暂的情绪波动(如沮丧、易怒等)[19],但仅有13.6%～33.3%的围产期妇女因情绪困扰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或接受心理健康相关培训[20]。此外,人群差异也会影响围产期负性情绪的发生率,相关研究表明高龄产妇因生理压力等因素,患围产期焦虑抑郁的风险有所增加,40岁以上孕妇产后抑郁风险是年轻孕妇的1.5倍[21];有流产史或不良孕产史的孕妇更易出现负性情绪;低收入家庭孕妇负性情绪发生率更高,约为高收入家庭的2.1倍[17]。
1.干预团队:美国妇产科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ACOG)指南指出[22],围产期心理健康服务团队应由精神专业、医学、护理学、助产士、儿科专家等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团队成员一般应经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同时还应重视社区保健人员、志愿者及家庭成员的辅助作用。美国MCPAP for Moms项目[23]通过产科与精神科协作,进行围产期抑郁症干预,以低成本实现了围产期抑郁干预的广覆盖,减少了因漏诊导致的长期治疗费用。在国内,也有部分医疗机构组建多学科围产心理保健门诊,整合产科、心理科、营养科和中医科等,提供从“产前-产时-产后”的全程服务,显著改善了孕产妇心理健康[24]。但同时也有文献显示[25-27],国内大部分心理干预项目还未能构建完备的多学科协作团队。表明国外的成功依赖于医保覆盖与分级诊疗体系,而国内多学科协作却面临精神科资源短缺、跨部门协作动力不足等困难,导致孕产妇在接受干效预服务的范围和干预的长期效果上有所欠缺。这就需要通过政策赋能(如将心理评估纳入孕产保健常规项目)和服务普及基层(如家庭医生签约整合)提升可持续性。因此,围产期心理健康的多学科服务模式不仅是医学需求,更是社会的系统性工程。多学科协作不仅能从生理、心理、社会多维度切入,弥补干预的局限性,还能通过团队协作提升服务效率,减轻社会负担。
2.干预途径:(1)线下团体干预。线下团体干预是指通过面对面小组活动形式,为围产期妇女提供心理支持和指导的干预模式,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群体互动增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情绪表达与经验共享[24]。有研究表明[28],在围产期提供以小组形式的同伴支持干预对减轻围产期抑郁症状、提升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效果。对干预形式而言,面对面与基于电话/互联网的干预均对围产期抑郁有效,但以线下小组会议的形式改善效果最好[24]。杜兴梅等[29]的研究表明,线下团体干预由于干预的即时反馈与研究对象的多感官参与,可增强其依从性,从而延长疗效。可能是因为线下面对面的团体互动为围产期妇女创造了安全的情感表达空间,其可在团体中分享相似经历,获得共情与支持。孕产妇心理健康是社会关注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中国精神行业尚存在资源短缺、分布不均、精神专科人员缺口大等问题,在现阶段推行专业个体化心理咨询治疗尚有难度。因此,团体线下干预凭借社会支持增效和成本可控性,有望成为一项潜在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心理干预技术普遍应用于围产期心理健康问题防治;但个人心理干预在处理复杂共病和深度创伤修复中仍不可替代。未来需通过分级诊疗明确二者定位,并借力混合模式突破限制。
(2)基于网络的线上干预。基于网络的线上干预是指通过视频会议或在线课程为干预对象提供结构化心理支持[30]。由于精神心理疾病通常被污名化或忽视,大多数有心理问题的围产期妇女仍然未被识别和治疗[31],基于互联网的干预则更具有灵活性且容易实现研究对象的匿名,这可以克服面对面干预在时间、距离、隐私和耻辱感方面的局限性,更容易被围产期妇女接受。Loughnan等[32]的研究显示,接受基于互联网干预的孕产妇对该种干预模式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并报告她们已经成功掌握了通过基于互联网的干预管理自身情绪状态的技能,并愿意将它推荐给身边有需求的朋友。但Baylis等[33]对接受网络认知行为疗法(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ICBT)管理分娩恐惧的妇女进行质性访谈,结果显示一些女性认为ICBT计划的重点与她们的个人需求不匹配。因此,即使是经过验证的有效治疗方法也不能有效并适用于每位参与者,线上的干预应更注重干预措施个性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满意度和有效性。此外,干预依从性也是影响干预效果的关键问题。Josephine等[34]总结了使用基于互联网的程序和移动设备管理成年人的抑郁症的有效性,发现失访率从0%到43%不等,平均为12%。在O′Mahen等[35]的研究中,尽管干预效果显著,但干预组中只有39%的参与者完成了干预后评估。虽然这种方法增加了参与者的可接受性和满意度,但同时也增加了干预过程中失访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干预计划,有必要考虑如何保持参与者的依从性并提高他们对干预的完成度以确保干预效果。
(3)基于APP的自助干预。随着智能电子设备和移动医疗的快速发展,基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开发的APP已广泛应用于围产期健康管理中,成为促进、维护和恢复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显示[36],大部分孕产妇倾向于在医疗卫生保健领域使用数字资源,APP为孕产妇提供了一个易于访问、经济高效且匿名的预防和管理心理健康的途径。现存开发的APP干预模块可以根据既定的心理学方法提供干预措施,并可有效减轻或预防有抑郁和焦虑风险的孕妇的精神困扰[37]。Haga等[38]开展的互联网干预项目“Mamma Mia”旨在改善围产期抑郁症状,凭借其高互动性设计显示出与面对面治疗类似的效果;而Fonseca等[39]开展以认知行为疗法为基础的基于APP的自我指导干预措施“Be a Mom”来预防产后抑郁症,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作为自助干预的形式提供,结果显示参与者对自助干预的接受度较高,但其长期效果受限于依从性与支持强度不足,对于产后抑郁预防的长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因此,未来研究需结合针对性干预措施,将高互动性APP干预模式用于心理问题的急性期治疗,将低强度类自助干预工具用于疾病的预防,弥补数字干预的可持续性缺口。
3.干预内容:(1)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CBT是由A.T.Beck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种有结构化、短程的心理疗法,他认为抑郁情绪的产生主要源于个体对自身、现实世界及未来发展的负性认知[40]。与普通人群不同,围产期妇女不合理或扭曲的认知往往和怀孕、分娩、适应母亲角色等事件有关[41]。CBT应用于围产期人群旨在通过改变孕产妇的思维、信念或行为,进而减少不良情绪产生的影响,是缓解围产期负性情绪的有效心理干预方法[42]。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探讨CBT对围产期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干预的有效性,虽干预结果尚未达到一致,但总体结果趋向乐观。研究表明CBT在围产期情绪管理的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如①专业要求较高。CBT依赖于心理或精神治疗师等专业人员,当CBT干预由专业心理治疗师主导时比非专业人士(助产士、护士)主导的干预具有更佳的效果[42]。②失访率较高。相关研究表明能完成半数CBT课程的孕产妇仅为40%～45%[43],且失访率较低的研究产生的效应量明显大于失访率较高的研究,同时与长期随访的研究相比,随访时间较短的研究有产生更大效应量的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ICBT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42]。ICBT将传统认知行为疗法与网络技术相结合,通过数字化平台为产妇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可操作性强、不受干预地点限制等优势[44]。因此,为进一步开展CBT在围产期妇女人群中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非专业干预人员的培训以及干预方式的创新。
(2)人际心理疗法(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IPT)。IPT[45]是一种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心理治疗方法,由美国精神病学家Gerald和Myrna于20世纪70年代开发[45]。IPT认为心理障碍的触发与维持与当前人际关系的功能失调密切相关,IPT旨在通过教会个体解决现存的人际关系挑战,改善现存抑郁症状或阻止未来症状的出现[45]。研究表明[46],IPT在围产期心理治疗中的机制包括聚焦围产期角色转换、改善家庭与社交关系、处理哀伤与丧失问题等。例如①IPT通过帮助孕产妇适应新角色、调整家庭责任分配,从而缓解因身份变化引发的焦虑和抑郁;②通过沟通技能训练缓解夫妻矛盾、婆媳冲突等家庭压力源,增强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在这些核心机制的基础上,国内外研究者将IPT应用于围产期人群证明其有效性。Sockol等[47]对28项研究进行Meta分析,评估IPT在妊娠期或产后第一年的疗效,研究结果确立了IPT对于围产期抑郁症状改善的普适性。Hankin等[48]进一步缩短IPT干预时间,探讨简短的IPT对234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孕妇的抑郁改善效果,其半结构化团体设计高效缓解了孕产期心理冲突,显著改善了妊娠期抑郁症状的诊断率,同时验证了ITP以“半结构化”团体干预的形式在围产期抑郁预防中的良好效果和适应性。在国内,李梦娜等[49]将IPT与家庭治疗相结合,邀请配偶或长辈参与治疗,将干预对象从个体扩展至家庭系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育儿场景,改善家庭成员互动模式,从而提升干预效果持久性,但该模式对家庭参与度的高要求可能限制其推广性。IPT是围产期心理干预的有效手段,其短程、结构化特点契合围产期需求[50]。在未来的研究中需在干预形式、干预对象等方面进行创新,提高干预有效性和持久性,进一步推动IPT在围产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
(3)基于理论的干预。①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支持理论聚焦于家庭、医疗团队及社会网络对孕产妇心理状态的缓冲作用,从而改善负性情绪。传统的孕期保健由孕期检查、产科门诊及病房护士主导的健康教育指导构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孕产妇的专业需求,但对于促进产妇孕期心理健康效果有限。研究显示[50]家庭成员参与的孕期保健模式是维持孕妇最佳心理与生理状态的有效方式。曲延诺等[51]基于“以家庭为中心”理念构建新型保健模式,探讨护士主导的家庭群组孕期保健对高龄产妇孕期健康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参与的孕期保健可有效促进高龄产妇孕期健康行为水平。Sangsawang等[52]研究助产士联合家庭提供的社会心理支持对预防初产妇产后抑郁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其预防效果可持续产后长达3个月。以上医务人员主导的家庭参与式干预虽然验证了其短期收益,却因忽视家庭支持程度的内在异质性及资源约束,可能会面临转化瓶颈。随着宣教工作的不断优化,发现“医院-家庭-社会”三维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则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和可推广性。陈珺等[53]开展“医疗培训-家庭辅助—产妇互助”三维一体教育模式,探讨社会支持对孕产妇母乳喂养、产后抑郁的影响,结果改善了其对孕期知识的掌握程度,降低了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因此,社会支持干预可从多角度、多形式满足孕产妇的需求,提升其对自身情绪的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家庭支持的内在动力,进而减少围产期负性情绪的产生。②正念注意-接纳理论。传统正念干预方案为期8周,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且受场地等客观条件制约,对干预实施和产妇参与都有一定的限制。Britton等[54]将传统正念干预拆解为聚焦于某一维度的训练模块,不仅精简了正念干预方案,也方便针对不同症状的患者提供个性化、灵活的正念干预。Lindsay等[55]对大量正念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注意-接纳理论,即注意、接纳是正念干预的两大核心,通过注意训练提高个体对当下体验的觉察和掌控力,在此基础上采用接纳态度可以降低个体情绪反应并提高认知灵活性。Yang等[56]基于注意-接纳理论制定4周的孕妇情绪管理训练,探讨其对孕妇焦虑、抑郁及情绪调节的作用,证明可有效缓解孕妇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其调节负性情绪的能力和信心。注意-接纳强调孕产妇对自身情绪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但在干预过程中存在孕产妇对于接纳技能的掌握较为困难、干预仅停留在理论知识的被动接受状态而缺少实际训练,未能达到开放、接纳状态等问题[57]。因此,干预实施需要保证一定的线下练习强度才能达到效果,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个体需求,丰富适用于孕产妇的练习内容,增强练习的实用性,充分发挥正念的作用。
(4)基于中医的护理干预。围产期妇女情绪管理的干预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基于中医的心理干预成为研究热点。中医护理在围产期妇女情绪管理中的应用以“七情致病”与“形神共治”理论为基础,指出情志因素致病主要由情志失常导致气机失调所致[58]。中医通过调和气血、调摄情志实现身心协同干预,近年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取得显著进展,逐渐在围产期心理干预种被推广运用。目前常用的中医技术包括中医情志护理、五行音乐疗法、推拿按摩以及针灸疗法等。现有研究常采用几种技术联合的方式进行干预,显现出良好的干预效果。何文斐等[59]的研究将中医情志护理与穴位按摩联合,可有效改善初产妇负性情绪,提高其自我效能,利于产程的推进。周晓庆等[60]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基于“多虚多瘀”理论的中药复方联合中医情志护理可调节气血与神经递质,可以显著降低产后抑郁发生率39%,而针灸通过改善皮质醇水平与西医抗抑郁药协同增效,减少药物依赖风险。王娟等[61]研究耳穴压豆联合五行音乐疗法在肝气郁结型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治疗8周后,两组抑郁评分及肝气郁结证单项症状评分均下降,且治疗组下降更明显。
本文综述了围产期负性情绪研究现状以及情绪管理,以期为围产期健康保健及情绪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围产期负性情绪高发,对其自身、胎儿、家庭以及社会均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何筛选并实施最优化的干预方案成为未来临床工作的重点。现有证据显示,构建完备的多学科协作团队、改进传统心理治疗的干预内容和形式、借助中医疗法和整合社会服务资源,是提升干预效果的重要途径,并亟需针对围产期妇女开展专项研究。同时在干预实施过程中,需全面评估阻碍和促进因素,结合个体化需求调整方案,强化实施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注重依从性管理,定期随访评估干预措施的短期及长期效果。
1 刘凯丽,雷蕾,冯晓明,等.围产期丧失哀伤辅导干预的研究进展.护理学杂志,2025,40:22-26.
2 张华.围产期孕妇负性情绪与心理保健研究进展.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2023,10:44-46.
3 Dagher RK,Bruckheim HE,Colpe LJ,et al.Perinatal Depression: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 Womens Health (Larchmt),2021,30:154-159.
4 Roddy Mitchell A,Gordon H,Lindquist A,et al.Prevalence of Perinatal Depression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AMA Psychiatry,2023,80:425-431.
5 Bauer A,Garman E,Besada D,et al.Costs of common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South Africa.Glob Ment Health (Camb),2022,9:429-438.
6 Ulinskaite J,Hilmar T,Verbalyte M.Emotions in a Time of Radical Change:Untangling Narratives of Pride and Achievements in Post-1989/1991 Lithuania and East Germany.Cult Sociol,2024,18:258-279.
7 Goleman D.What makes a leader?.Harv Bus Rev,1998,76:93-102.
8 Cavicchioli M,Scalabrini A,Northoff G,et al.Dissocia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A meta-analytic review.J Psychiatr Res,2021,143:370-387.
9 Gross JJ.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expression,and physiology.J Pers Soc Psychol,1998,74:224-237.
10 彭晶,刘羡,朱淑婷,等.慢性病病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研究进展.护理研究,2024,38:1423-1427.
11 董宝芸,冷菲菲,王东雨.结直肠癌化疗患者的情绪管理模式研究进展.黑龙江医学,2024,48:1901-1904.
12 陈慧盈,李晶.父母情绪管理及其干预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发展的影响.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3,31:1325-1330.
13 Barkin JL,Osborne LM,Buoli M,et al.Training Frontline Providers in the De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rinatal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J Womens Health (Larchmt),2020,29:889-890.
14 Curry SJ,Krist AH,Owens DK,et al.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Perinatal Depression: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JAMA,2019,321:580-587.
15 Van Niel MS,Payne JL.Perinatal depression:A review.Cleve Clin J Med,2020,87:273-277.
16 Uguz F,Yakut E,Aydogan S,et al.Prevalence of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during pregnancy:A case-control study with a large sample size.Psychiatry Res,2019,272:316-318.
17 Yang K,Wu J,Chen X.Risk factors of perinatal depression in wome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BMC Psychiatry,2022,22:63.
18 Nisar A,Yin J,Waqas A,et al.Prevalence of perinatal depress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Mainland China: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ffect Disord,2020,277:1022-1037.
19 Cuijpers P,Quero S,Dowrick C,et al.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Recent Developments.Curr Psychiatry Rep,2019,21:129.
20 Pan WL,Chang CW,Chen SM,et al.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indfulness-based programs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pregnancy and early motherhood-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BMC Pregnancy Childbirth,2019,19:346.
21 Yang L,Sun J,Nan Y,et al.Prevalence of perinatal anxiet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mainland China: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ffect Disord,2023,323:193-203.
22 Silverwood V,Nash A,Chew-Graham CA,et al.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perspectives on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perinatal anxiety:a qualitative study.Br J Gen Pract,2019,69:e768-e776.
23 Byatt N,Brenckle L,Sankaran P,et al.Effectiveness of two systems-level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perinatal depression in obstetric settings (PRISM):an active-controlled cluster-randomised trial.Lancet Public Health,2024,9:e35-e46.
24 何红,丁永艳,廖小琴.《妇产科护理》出版:综合护理干预在门诊产科实践围产期抑郁症中的应用研究.介入放射学杂志,2023,32:110.
25 杨孟叶,周小莉,孙世文,等.基于正念注意-接纳理论的情绪管理方案在孕妇心理干预中的应用效果研究.中国护理管理,2021,21:446-451.
26 王莉萍.合理情绪疗法对产妇产后负性情绪及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国际护理学杂志,2020,39:270-273.
27 Sun Y,Li Y,Wang J,et al.Effectiveness of Smartphone-Based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M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Med Internet Res,2021,23:e23410.
28 Fang Q,Lin L,Chen Q,et al.Effect of peer support intervention on perinatal depression:A meta-analysis.Gen Hosp Psychiatry,2022,74:78-87.
29 杜兴梅,邓春燕,闻萱,等.团体心理辅导对中国女性围产期抑郁症防治效果的Meta分析.中国健康教育,2022,38:1011-1016,1027.
30 Mu TY,Li YH,Xu RX,et al.Internet-based interventions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Nurs Open,2021,8:1125-1134.
31 Huang S,Xiao M,Hu Y,et al.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mong Chinese pregnant women:A cross-sectional study.J Affect Disord,2023,322:163-172.
32 Loughnan SA,Butler C,Sie AA,et al.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MUMentum postnatal′:Interne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ostpartum women.Behav Res Ther,2019,116:94-103.
33 Baylis R,Ekdahl J,Haines H,et al.Women′s experiences of interne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iCBT) for Fear of Birth.Women Birth,2020,33:e227-e233.
34 Josephine K,Josefine L,Philipp D,et al.Internet- and mobile-based depression interventions for people with diagnosed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ffect Disord,2017,223:28-40.
35 O′Mahen HA,Woodford J,McGinley J,et al.Internet-based behavioral activation--treatment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 (Netmum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Affect Disord,2013,150:814-822.
36 Duffecy J,Grekin R,Long JD,et al.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Sunnyside:Individual versus group-based online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postpartum depression.J Affect Disord,2022,311:538-547.
37 Hassdenteufel K,Müller M,Abele H,et al.Using an Electronic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eMBI) to improve maternal mental health during pregnancy: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sychiatry Res,2023,330:115599.
38 Haga SM,Drozd F,Lisøy C,et al.Mamma Mia-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n internet-based intervention for perinatal depression.Psychol Med,2019,49:1850-1858.
39 Fonseca A,Alves S,Monteiro F,et al.Be a Mom,a Web-Based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Postpartum Depression:Results From 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Behav Ther,2020,51:616-633.
40 Kaczkurkin AN,Foa EB.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an update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Dialogues Clin Neurosci,2015,17:337-346.
41 李康芬,鲁杰,郑新烈,等.围产期女性心理健康素养研究进展.现代临床护理,2023,22:76-81.
42 王娅鑫,李娜,雷青,等.基于网络化认知行为疗法对围产期孕妇负性情绪和分娩方式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现代预防医学,2023,50:4303-4310.
43 Pettman D,O′Mahen H,Skoog Svanberg A,et al.Effectiveness and acceptability of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based interventions for maternal peripartum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 and thematic synthesis protocol.BMJ Open,2019,9:e032659.
44 Nishi D,Imamura K,Watanabe K,et al.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in the postpartum period (iPDP):a large scal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sychiatry Clin Neurosci,2022,76:570-578.
45 Weissman MM.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History and Future.Am J Psychother,2020,73:3-7.
46 刘嫣,齐伟静,胡洁.人际心理疗法对产后抑郁的治疗效果.解放军护理杂志,2018,35:27-30.
47 Sockol L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for perinatal women.J Affect Disord,2018,232:316-328.
48 Hankin BL,Demers CH,Hennessey EP,et al.Effect of Brief Interpersonal Therapy on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AMA Psychiatry,2023,80:539-547.
49 李梦娜,段晶蕊.聚焦家庭关系的人际心理干预在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医学理论与实践,2024,37:158-161.
50 周三华,孙雷鸣,孙强,等.产后抑郁症心理治疗研究进展.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24,30:123-125.
51 曲延诺,曲媛媛,王蕾.产科护士主导的家庭群组孕期保健模式在高龄经产妇中的应用研究.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23,39:2561-2567.
52 Sangsawang B,Deoisres W,Hengudomsub P,et al.Effectiveness of psychoso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midwives and family on preventing postpartum depression among first-time adolescent mothers at 3-month follow-up: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Clin Nurs,2022,31:689-702.
53 陈珺,周海燕.三维一体教育模式联合社会支持对高龄经产妇母乳喂养、产后抑郁的影响.医学信息,2024,37:149-152.
54 Britton WB,Davis JH,Loucks EB,et al.Dismantling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Creation and validation of 8-week focused attention and open monitoring interventions within a 3-arm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Behav Res Ther,2018,101:92-107.
55 Lindsay EK,Creswell JD.Mechanism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Monitor and Acceptance Theory (MAT).Clin Psychol Rev,2017,51:48-59.
56 Yang M,Zhou X,Ye C,et al.Emphasizing mindfulness training in acceptance reliev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Psychiatry Res,2022,312:114540.
57 Zemestani M,Fazeli Nikoo Z.Effectiveness of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regnancy: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Arch Womens Ment Health,2020,23:207-214.
58 沈睿.中医护理方法用于产后抑郁症的研究进展.健康必读,2019:294-295.
59 何文斐,朱雪芳.中医情志护理联合穴位按摩对初产妇焦虑抑郁状态及产程进展的影响.西部中医药,2024,37:147-150.
60 周晓庆.中医适宜技术治疗产后抑郁的meta分析.湖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2021.
61 王娟,庄靖卿,陈元花,等.耳穴压豆联合五行音乐疗法在肝气郁结型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西部中医药,2025,38:15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