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和分娩虽然是育龄妇女自然的生理现象，但这一特殊时期女性巨大的生理变化，可能引起心理上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因此，产妇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产前抑郁在孕期最常见[1]。产前抑郁严重影响孕妇的身心健康、社会功能、夫妻家庭关系，还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甚至对孩子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3]，产前抑郁还导致产后抑郁的危险性增加[4]。然而，国内对产前抑郁的研究主要关注孕晚期抑郁[5]，对妊娠不同时期抑郁发生率的研究较少，对抑郁发生影响因素研究有缺陷，因此，本研究以在广东某三甲医院产检的1 899例妊娠不同时期孕产妇为研究对象，以了解三甲医院孕妇妊娠不同阶段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影响产前抑郁情绪发生的因素，为产前抑郁的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及现实依据，保障妊娠期女性身心健康及胎儿的正常发育。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2015年12月—2016年5月选取广东省某三甲医院产科门诊进行产前检查的不同孕期孕产妇共1 899名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孕妇意识清醒、有较高的阅读能力；无服用过抗抑郁药物、未患心理医生诊断的精神类疾病；无其他严重的妊娠并发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调查，能够独立完成问卷内容。
二、方法
1.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由两部分组成。(1)一般资料调查表。在文献回顾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孕妇年龄、民族、受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家庭年收入、夫妻关系、居住状态、个人及家族抑郁症史、孕产史、是否计划妊娠、胎儿性别期待等。(2)抑郁测评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包含10个条目，每个条目的描述分为4级，分别赋值0～3分，总分0～30分。2006年郭秀静等[6]对香港版的EPDS进行了修订，用贝克抑郁量表作为验证标准，修订后EPDS的信度0.76，效度0.9333。调查使用国内推荐的分界值，EPDS≥9分表示有抑郁症状，EPDS<9分表示无抑郁症状[7]。该量表简单易懂，条目较少，且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8]。
2.资料收集：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意义和收集资料的具体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向孕妇讲解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取得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将问卷发放给孕妇，要求其独立完成填写，对孕妇不明白的问题进行指导，填写完毕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并查看填写的完整性。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899份，回收率95%。
3.统计学处理：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由两人分别录入数据，进行一致性比较，对错误数据进行修改。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有/无抑郁症状(有=1，无=0)为因变量，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将工作状况(无工作=1，有工作=0)、家庭年收入(收入≥10万元=1，收入<10万元=0)、流产次数(流产次数≥1=1，无=0)、夫妻关系(不和谐=1，和谐=0)、产前抑郁史(有=1，无=0)、父母抑郁症(有=1，无=0)、计划妊娠(计划=1，非计划=0)、性别期待(有=1，无=0)等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孕妇产前抑郁的影响因素，以向前进入法筛选变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孕妇产前抑郁情况
1 899名接受调查的孕妇，平均年龄(29.6±4.1)岁，平均孕周(19.9±8.7)周，EPDS平均得分为(7.3±3.7)。其中EPDS≥9分者638人，抑郁症状为33.6%(638/1 899)；孕早、中、晚期的抑郁发生率分别为34.3%、 31.1%、36.8%，不同阶段孕妇的抑郁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不同孕期孕妇抑郁发生率比较[例(%)]
二、两组孕妇的一般资料比较
失业、家庭年收入<10万元、流产次数>1、有产前抑郁史(有765人为二胎及以上，其中18人有产前抑郁史)、父母有抑郁症对产前抑郁症状的发生有影响，而孕妇年龄、民族、受教育情况、孕次与产前抑郁的发生无关(P>0.05)，见表2。
表2产前抑郁症状组与非抑郁组一般资料比较[例(%)]
注：两组比较，*P<0.05
三、两组孕妇的心理因素比较
夫妻关系、非计划妊娠、性别期待是产前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见表3。
表3两组的心理因素比较[例(%)]
注：两组比较，*P<0.01
四、产前抑郁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失业、流产次数≥1、夫妻关系一般、有产前抑郁史、对胎儿有性别期望的孕妇，在孕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见表4。
表4产前抑郁症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讨 论
产前抑郁与产后抑郁的发生和母婴健康危害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以往研究多关注产后抑郁，认为产后容易发生抑郁[9]。产前抑郁的发生率并不低于产后抑郁[10]。陈春蓉等[11]研究发现分娩前抑郁高达32.2%，高于国外报道的发生率7%～15%[12]，高于刘黎明等[13]报道产前抑郁检出率为10.5%～15.0%。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三甲医院产检的孕产妇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33.6%，说明产前抑郁发病率较高，孕早期抑郁发生率为34.3%，高于陈春蓉等[11]研究的孕晚期发生率，可能因为孕早期对怀孕的态度及心理准备对孕妇的心理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因为我们使用的EPDS中国界值为9分，与国外使用的产前抑郁评估工具不同，选用的界值不同。与同样以本院孕产妇为研究对象的何茹碧等[10]的研究产前抑郁的发生率相似，本院产检孕产妇多来自广东省各地及地市高危孕妇转诊也是本研究的产前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妇的工作状况、夫妻关系、有流产史、产前抑郁史、性别期待均为产前抑郁的影响因素。有工作、无产前抑郁史、无性别期待是产前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有工作的孕妇产前抑郁发生危险低于无工作的，孕期无工作是产前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14]。
有产前抑郁史的孕妇抑郁发生高于无产前抑郁史的孕妇，国外也有研究报道产前抑郁史是产前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15]，而国内研究忽略了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纳入样本中排除了有抑郁史的孕妇，因此，本研究认为应把妊娠抑郁史加入病史询问中，对有产前抑郁史的孕妇重点关注。
无性别期待产前抑郁症状低于有性别期待的孕妇，可能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背景，使得性别期待成为产前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
夫妻关系不和谐、流产史是产前抑郁发生的的危险因素，夫妻关系不和谐产前抑郁发生危险性是关系和谐的4.4倍，与乔素贞等[16]研究一致，认为夫妻亲密关系与孕期抑郁情绪密切相关。
有流产史孕妇的产前抑郁发生危险度是无流产的1.3倍。我国目前很少研究关注流产史作为孕期抑郁的风险因素，本研究则提出了新的影响孕期抑郁情绪危险因素。
另外，本研究还显示妊娠计划性也影响着产前抑郁症状的发生，妊娠作为应激事件影响了孕早期心理状态，由于意外怀孕的妇女本身及家庭在客观条件上都没有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此时如不能得到家人的心理支持和医护人员的心理疏导, 很容易造成情绪低落, 甚至抑郁。而有计划妊娠的孕妇更不易产生产前抑郁症状[17]，这与国外研究一致[18]。有计划的准备怀孕能降低了妊娠事件对孕妇的应激，提高孕妇对怀孕的应对能力，从而有效地预防妊娠期的应激对情绪的负面影响，防止了产前抑郁的发生。
了解产前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利用这些因素来预防孕妇产前抑郁，调节孕产妇的心理状态。建议各级三甲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医院等将产前抑郁症的筛查纳入常规产前检查的项目中，在妊娠不同时期进行筛查；另外临床医务人员要细心观察孕妇情绪的变化，对可能发生抑郁的孕妇给予心理指导；孕产妇的家人特别是丈夫应该更加理解女性的这一特殊时期，给予她们特别的支持和照顾，为其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提供良好的家庭及社会支持。
从受孕开始到婴儿诞生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分为孕早、中、晚期，国外有研究发现妊娠三个时期孕妇的抑郁发生率不同[19]。本研究的优势在于选择对三甲医院孕产妇妊娠三个时期抑郁症状发生率进行研究，且样本量较大。而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三个时期的参与者不是同一样本，妊娠不同时期之间抑郁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建议之后的研究从同一样本的不同时期进行产前抑郁发病率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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