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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型人格与不明原因不孕症关系初探

刘鹤玢 韩晗 韩延华

【摘要】 目的 应用D型人格量表(DS14)对不明原因不孕患者心理特点进行研究,分析不明原因不孕与D型人格关系,为其心理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2015年7月—2016年12月在本院就诊的40例不明原因不孕患者(不明原因不孕组)和40例有一次及以上正常生育史的继发性不孕患者(继发不孕患者组)进行DS14问卷调查。 结果 不明原因不孕组D型人格22人,占55.0%;继发不孕患者组D型人格7人,占17.5%。两组D型人格阳性率、问卷总分、社交抑制及消极情感分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明原因不孕与D型人格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 不明原因不孕; D型人格; DS14

不孕症是一种特殊的生殖健康缺陷,指无避孕性生活至少12个月未孕[1] ,WHO指出不孕症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的第三大疾病[2] 。在我国,不孕症发病率约为7%~10%,其中约10%~20%[1]原因不明确。有研究显示,不孕症患者出现焦虑、紧张、抑郁等不良心理因素比例远高于普通人群[3] 。荷兰学者Denollet于1996年正式提出“D型人格”[4]概念。D型人格是冠心病发生[5] 和冠心病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子[4]。目前国内外对其研究多集中于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等,尚无对不明原因不孕症的研究报道。本文针对不孕症患者心理特点,应用D型人格量表对其进行研究,以揭示不明原因不孕症与D型人格关系,现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15年7月—2016年12月在本院就诊,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80例患者纳入研究,告知患者研究过程并获得知情同意。80例被调查者中,年龄20~40岁,不明原因不孕组平均年龄(33.2±3.4)岁;继发不孕患者组平均年龄(34.1±3.3)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不明原因不孕组患者不孕平均年限为(3.7±2.9)年,继发不孕患者组不孕平均年限为(3.8±3.2)年,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2)。

表1 两组年龄(岁)比较[例(%)]

组别例数20~2526~3435~40平均年龄(x±s)不明原因不孕组4082111332±34继发不孕患者组408239341±33

表2 两组不孕年限(年)比较

组别例数1~23~4>5年平均年限(x±s)不明原因不孕组40729437±29继发不孕患者组40831138±32

2.诊断标准:不孕症诊断标准参照全国高等院校教材《妇产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版),即女性无避孕性生活至少12个月未孕。不明原因不孕指夫妻双方的不孕症相关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而病因又无法解释[6]

3.纳入标准:不明原因不孕组为(1)20~40岁女性;(2)符合不明原因不孕诊断标准;(3)自愿接受配合完成本研究。继发不孕患者组为(1)20~40岁女性;(2)有一次及以上正常生育史后,发生继发性不孕;(3)自愿接受配合完成本研究。

4.排除标准:男方因素、女方生殖系统解剖因素、排卵障碍、输卵管因素、生殖道感染因素、免疫因素等所致不孕、严重慢性疾病(如未控制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肝脏及肾脏疾病、血液疾病等)、精神疾患无法配合或不愿配合者。

5.D型人格量表:使用最新测量版本DS14,对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NA )和社会抑制(Social Inhibition,SI )的7个条目分别计分,量表采用“0=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的五点记分法。NA≥10,且SI≥10者被视为具有D型人格[7]

6.统计方法: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9.0软件统计分析,组间定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组间定性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D型人格一般情况:根据DS14评分,不明原因不孕组中NA≥10者28人,占70.0%;SI≥10者27人,占67.5%;D型人格22人,占55.0%。继发不孕患者组中,NA≥10者8人,占 20.0%;SI≥10者13人,占 32.5%;D型人格7人,占17.5%。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表3 两组D型人格一般情况[例(%)]

组别例数NA≥10∗SI≥10∗D型人格∗不明原因不孕组4028(700)27(675)22(550)继发不孕患者组408(200)13(325)7(175)

注:两组比较,*P<0.05

2.两组D型人格比较:由表4可知,两组D型人格问卷总分、社交抑制及消极情感分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4 两组D型人格比较

组别D总分∗消极情感∗社会抑制∗不明原因不孕组271±65147±39137±38继发不孕患者组146±6562±3873±39

注:两组比较,*P<0.05

3.两组D型人格阳性率比较:由表5可知,两组D型人格阳性率分别为55.0%、1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两组D型人格阳性率比较[例(%)]

组别例数D阳性∗不明原因不孕组4022(550)继发不孕患者组407(175)

注:两组比较,*P<0.05

由此可见,不明原因不孕症与D型人格存在相关性。

讨论

D型人格又被称作“忧伤人格”,既是对以往与疾病心理相关的A型、B型、C型人格定义的扩展,也是对已有人格和心血管疾病关系研究结果的整合。Denollet认为D型人格是一种正常人格特质而并非心理疾病。D型人格包含消极情感(NA)和社交抑制(SI)两个人格维度,其中NA指长期经历负面情感而感到愤怒、焦虑、悲观、沮丧、紧张,且经历较稳定,不受时间与情境影响。SI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压抑消极情感的表达,与人相处总感紧张与不安。临床表现上,D型人格者往往对生活悲观、忧虑、紧张,不愿体验积极的情绪状态,也更易生气[7]

本研究发现,不明原因不孕组中D型人格比例明显高于继发不孕患者组,两组在D型人格问卷总分、社交抑制及消极情感分数、D型人格阳性率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表明D型人格不仅是冠心病等疾病的易感人格特征,也与不明原因不孕存在相关性。这个研究结果与不孕患者心理特点相符合。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双向作用调控机体,影响不孕症发生、发展、预后与转归[8]。长期的消极情绪和社交抑制会降低机体免疫力,而免疫系统改变又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造成恶性循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在不孕症中起重要的媒介作用。焦虑、抑郁等异常应激反应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影响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诱发停经、输卵管痉挛及宫颈粘液变化,减少Gn-RH、FSH和LH分泌,干扰卵巢甾体激素合成,影响卵泡生长、排卵及受精卵着床,最终导致不孕[9]

中国人受传统思想影响,将生育责任归咎于女性,使女性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而易出现焦虑、紧张、抑郁、愤怒、悲观等负面情绪[10-11],长期不良的心理因素逐渐累积加重,使不孕患者对周围事物尤为敏感,社会交往少,人际关系紧张。持续的心理应激影响生活质量,减少受孕几率,降低治疗过程中生物学反应[12]。临床常见到一些女性因精神压力过大而罹患不孕症[13],而长期不孕所带来的治疗时间延长、治疗费用增加,病因不明确所导致治疗无确定的合理性等情况也会导致患者个性与心理状态发生改变,而易出现焦虑、悲观、抑郁、紧张等情绪,即D型人格所包含的两个人格维度,故形成恶性循环,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此,社会及精神心理因素对不孕症的影响应引起临床医生高度关注,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及心理活动,针对患者不同情绪状态给予适当的心理干预及疏导,缓解患者的应激反应与心理压力,放松心情,为临床妊娠创造更好的条件。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不明原因不孕与D型人格的关系,针对已确诊患者中有D型人格倾向的人群进行心理调适,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为不明原因不孕的规范化治疗尤其是心理治疗提供参考依据。但因时间与精力受限,只对二者关系进行初步阐述,且患者表述症状具有主观性,其他相关因素干扰可能使实验结果出现偏差,下一步研究待扩大样本数量,对其病因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谢幸,苟文丽.妇产科学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369-370.

2 Rostami Dovom M,Ramezani Tehrani F,Abedini M,et al.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inferti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four selected provinces in Iran(2008-2010).Iran J Reprod Med,2014,12:561-566.

3 张继英,沈瑛红,卜亚利.住院不孕女性焦虑和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3,33:1151-1153.

4 Denollet J ,Sys SU ,Stroobant N ,et al.Personal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long-term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Lancet ,1996 ,347:417-421.

5 Tullya PJ,Pedersend SS,Helen R,et al.Cardiac morbidity risk and depression and anxiety:A disorder,symptom and trait analysis among cardiac surgery patients.Psychol,Health Med,2011,16:333-345.

6 刘嘉茵.不明原因不孕症的诊治.实用妇产科杂志.2005,21:457-459.

7 于肖楠,张建新.D型人格: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心理危险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05,13:72-77.

8 彭隼平,邱一华,王建军.交感神经-免疫系统调节网络的研究进展.中国神经科学杂志,2003,19:318

9 Damti OB,Sarid O,Sheiner E,et al.Stress and distress in infertility among women.Harefuah,2008,147:256-260,276.

10 李晖,晏春丽,朱姝娟,等.不孕症女性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36:138-142.

11 杨丽,周飞京,董悦芝.不孕不育患者的心理压力对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50:703-706.

12 Lancastle D,Boivin J.Dispositional potimism,trait anxiety,and coping:unique or shared effects on biological response to fertility treatment.Health Psychol,2005,24:171-178.

13 SamiN,Ali TS.Psycho-social consequences of secondary infertility in Karachi.J Pak Med Assoc,2006,56:19-22.

作者单位:150040 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刘鹤玢);518000 深圳市,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刘鹤玢);哈尔滨医科大学(韩晗);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延华)

(收稿日期:2017-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