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幼保健·
于海霞 康春梅
【摘要】目的探究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本院2013年9月—2015年12月行介入性产前诊断的妊娠期妇女153名，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调查妊娠期妇女心理状况，并将SAS评分≥50分患者分为焦虑组(78例)，SAS评分<50分患者分为正常对照组(75例)，采用自制问卷对两组妇女的一般资料进行调查和比较。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用于分析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结果两组孕妇在年龄、受教育情况、职业、社会支持和收入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焦虑组孕妇随着年龄增长所占比例逐渐增加，≥39岁组孕妇占35.9%，高于正常对照组(20.0%)。焦虑组孕妇以中学毕业所占比例最多(34.6%)，文盲最少(6.4%)。焦虑组中无业与务农占比较高，而正常对照组公司职员和工人占比较高。焦虑组以收入水平低者(39.7%)和社会支持低者(50.0%)为主；而正常对照组收入水平比较均衡，以社会支持水平高者(48%)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龄、文化程度高、社会支持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均为影响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焦虑情绪的主要因素(P均<0.05)。结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和收入水平对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负面情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积极关注患者的上述影响因素能够起到很好的预测作用，从而及时、准确采取预防措施，降低焦虑发生率。
【关键词】介入性产前诊断； 妊娠期妇女； 负面情绪
作者单位：15008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于海霞)；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康春梅)
随着医学水平以及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妇女的孕期保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多数妊娠期妇女都会进行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因此各种类型的介入性产前诊断方法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临床[1]。但是介入性产前诊断属于有创性检查，具有一定的侵袭性，其工作原理为在超声引导下用穿刺装置直达妊娠期妇女宫腔的一种检查方法[2]。介入性产前诊断技术能够通过对胎儿的染色体核型进行分析从而对胎儿先天性疾病的诊断提供重要证据[3]。但是该检查由于具有一定的风险，且许多孕妇对该检查并不了解，会使妊娠期妇女及其家属产生一定的精神负担，而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产生。据相关研究显示，妊娠期妇女会产生一系列生理上的变化，从而也会引起对应的心理变化，再加之进行产前诊断会使焦虑情绪加重从而影响产前诊断的进行，甚至还可能造成早产、流产等严重情况的发生[4]。因此，探究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负面情绪的影响因素显得尤其重要。孕妇对自身身体状况的认识、关注程度，对各方面知识的了解，对医生的信任程度等均会对产前介入诊断时负面情绪的产生有一定影响。为进一步明确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负面情绪的因素，本院进行了相关研究，现报道如下：
1.对象：将本社区2013年9月—2015年12月行介入性产前诊断的妊娠期妇女153名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5]包括(1)超声检查结果提示异常；(2)自愿加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3)有确切的胎儿染色体异常史；(4)原因不明的多次自然流产史。排除标准包括(1)伴有除子宫外其它重要器官损伤；(2)术前两次体温测量高于37.3℃；(3)明确有盆腔或宫腔感染的情况；(4)出现先兆流产的孕妇；(5)凝血功能出现异常。根据SAS评分的不同分为两组，妇女年龄在22～44岁之间，平均年龄(29.2±3.2)岁。
2.研究手段：
(1)焦虑自评量表(SAS)。SAS是一种由多种临床经验而制定出来的焦虑评估量表，主要用于具有一定焦虑症状的成年人进行评估。该量表一共20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4个等级进行评分，将所得总分×1.25后取整数部分作为最后的标准得分。得分<50分为正常，50～59分为轻度焦虑患者，60～69分为中度焦虑患者，≥70分为重度焦虑患者。本次研究以标准分50分为分界线，将153名妊娠期妇女分为两组，≥50分为焦虑组；<50分为正常对照组。
(2)一般情况调查。对每位患者的年龄、受教育情况、职业类型、社会支持、收入水平进行调查。其中，年龄分为四个类别，分别为<24岁、24≤～<29岁、29≤～<39岁、≥39岁。受教育情况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文盲、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专毕业和本科及以上。职业类型分为六个类别，分别为无业、个体户、务农、公司职员、工人和干部。社会支持分为低中高三等，其中低：家庭矛盾较为突出，婆媳关系不够融洽或丈夫关心远远不够；高：家庭各成员相处融洽，婆媳关系良好且丈夫对妻子足够关心；中等则介于二者之间。收入水平按低、一般和良好分为三等，其中低：个人月收入<2 000元；一般：个人月收入2 000～10 000元；良好：个人月收入>10 000元。
3.研究流程：首先统一进行SAS测试并按标准分为两组；然后根据分组分别对每位孕妇的一般资料情况进行调查，采取口述或者手写的方式进行；最后将资料进行整理统计。
4.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1.0统计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两组孕妇一般资料(年龄、受教育情况、职业类型、社会支持、收入水平)对介入性产前诊断负面情绪产生的影响，两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然后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选出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负面情绪的影响因素。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两组孕妇一般资料的比较：在153名妊娠期妇女中，SAS评分(焦虑)≥50分共有78例，<50分有75例，焦虑发生率为51.0%。两组孕妇在年龄、受教育情况、职业、社会支持和收入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焦虑组孕妇随着年龄增长所占比例逐渐增加，≥39岁孕妇占35.9%，而正常对照组≥39岁孕妇仅占20.0%。焦虑组妇女中学毕业所占比例最多(34.6%)，文盲最少(6.4%)。焦虑组孕妇收入水平低者占39%以上，社会支持低者占50%；正常对照组收入水平比较均衡，社会支持水平高者占48.0%。见表1。
2.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负面情绪的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与收入水平均为影响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焦虑情绪的独立影响因素。≥39岁孕妇出现焦虑的风险是<24岁孕妇的2.2倍(P<0.05)，文化程度为中学毕业、大专毕业、本科及以上的孕妇出现焦虑的风险分别为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孕妇的6.9倍、3.4倍与4.6倍(P<0.05)，社会支持水平为中/高的孕妇其出现焦虑的风险是社会支持低的孕妇的0.4倍与0.3倍(P<0.05)，收入水平一般/良好的孕妇出现焦虑的风险是收入水平低的孕妇的0.5倍与0.3倍(P<0.05)，见表2。
表1两组妇女的一般资料比较[n(%)]
注：两组比较，*P<0.001
表2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焦虑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n=153)
注：单因素分析与参照组比较，*P<0.05；多因素分析与参照组比较，**P<0.0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孕妇的关注以及对各种先天性疾病、遗传病的控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产前诊断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据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全国每年约有4%的新生儿存在出生缺陷，而缺陷儿对家庭以及社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先天性缺陷儿的诊断显得尤为重要[6]。产前诊断主要用于探查新生儿是否具有先天性缺陷，目前最有效的产前诊断为介入性产前诊断。该法诊断准确性高但有一定的创伤性，因此，往往会给孕妇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从而对该检查造成一定的影响[7]。介入性产前诊断是一种新兴的诊断方式，许多孕妇对该法缺乏足够的了解，会因为畏惧疼痛或担心对胎儿以及对自身造成影响而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严重的甚至会抗拒检查。在介入性产前诊断前若不能与孕妇充分沟通，消除孕妇的焦虑情绪，很可能导致检查不能正常进行，因此造成孕妇产生焦虑的因素值得引起关注[8]。
1.年龄对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的焦虑障碍发生的影响：根据相关研究显示[9]，焦虑与年龄呈正向关系，年龄越大的孕妇产生焦虑情绪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结果显示，≥39岁孕妇其出现焦虑的风险是<24岁孕妇的2.2倍(P<0.05)。随着孕妇年龄增长，对超过最佳育龄能否顺利生产、胎儿身体状况是否良好等情况的担心程度会随之增加，因此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因此，对于年龄较高的孕妇应该重点关注，使其对本次手术充分了解以消除焦虑情绪[10]。
2.受教育情况对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的焦虑障碍发生的影响：根据国内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孕妇所接受教育情况与焦虑的产生有密切关系。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层次较低的孕妇大多对医生较为信任，能够较为自然的接受这个过程，因此不易产生焦虑情绪；受教育层次较高的孕妇能够对该次手术有更加充分的了解，但会因为所担心的问题更多而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而受教育层次中等的孕妇对各方面知识了解不够全面，往往以偏概全，常常给予更多的负面评价，因此最容易产生焦虑情绪[11]。本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为中学毕业、大专毕业、本科及以上的孕妇其出现焦虑的风险是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孕妇的6.9倍、3.4倍与4.6倍(P<0.05)。因此在介入性产前诊断前对孕妇受教育情况充分了解，能够对焦虑情况的产生进行有效预防。对于教育层次较高的孕妇应多结合科学知识进行教育解释，并进行一定的孕期监护辅导；而对于中等层次教育孕妇则应先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再向其进行该次手术的教育，并在手术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心理疏导，以减轻焦虑情绪[12]。
3.职业类型对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的焦虑障碍发生的影响：在职业类型上，干部、务农和无业孕妇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干部职业孕妇往往家庭条件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此担心的问题更多；同时，干部职业孕妇往往对下一代期望较高，对检查结果过分担忧，容易产生焦虑情绪[13]。务农孕妇往往家庭条件较差且文化水平不够高，会担心有创检查对自身造成影响从而加重家庭负担；同时务农孕妇由于思想传统，往往十分重视胎儿的性别与健康。而无业者多因自身原因如：生活无保障等从而引发焦虑情绪。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务农妊娠孕妇与干部妊娠孕妇出现焦虑的风险均为无业孕妇的1.2倍，但多因素分析结果无统计学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社会支持和收入水平对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的焦虑障碍发生的影响：根据相关报告显示，社会支持和收入水平与孕妇焦虑情绪的产生有密切关系。许多心理学专家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使孕妇对自己充满信心，能够有效的消除焦虑情绪，因此，社会支持与焦虑情绪的产生呈负相关关系[14]。而收入水平能够决定孕妇是否会为怀孕本身之外的事情而焦虑，因此收入水平低的孕妇因为对各种检查费用的担心更易产生焦虑情绪；收入水平良好的孕妇由于平时生活环境更为优越，因此会对医院医疗卫生水平以及自身健康状况要求更高，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15]。正如本次研究结果所得，社会支持水平为中/高的孕妇其出现焦虑的风险是社会支持低的孕妇的0.4倍与0.3倍(P<0.05)，而收入水平一般/良好孕妇出现焦虑的风险是收入水平低的孕妇的0.5倍与0.3倍(P<0.05)。针对社会支持不够高的孕妇应该从家庭成员开始进行教育，嘱咐其丈夫、公婆以及各家庭成员与孕妇建立良好关系，与其共度难关；而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孕妇可以设定不同标准的病房，根据孕妇自身收入情况以及要求进行分配，遇到经济极其困难的孕妇还可以进行爱心捐赠以减轻其经济负担。
综上所述，年龄、教育情况、社会支持和收入水平为影响妊娠期妇女介入性产前诊断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因素，对每一名孕妇的一般资料积极关注能够起到很好的预测作用，从而及时、准确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控制孕妇负面情绪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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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12521324)
(收稿日期：2017-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