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对广州市助产机构活产数变化影响

中国自2014年开始推行 “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又进一步调整为 “全面二孩”政策，结束了实行30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必将影响中国今后的出生人口发展趋势以及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置[1-2]。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会有怎样的影响，这是目前学界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3]。广州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心城市，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对广州的影响意义深远，将为政府制定或调整产科资源配置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活产数动态监测研究相对于生育意愿调查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4]。

本研究收集调查广州市2013—2018年每月出生活产数变化，探讨生育政策调整以来活产数变化趋势及同期高龄产妇及二孩出生比例变化情况，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活产数资料来自2013—2018年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广州市所有助产机构上报的《住院分娩情况月报表》，该报表是由统计局批准的法定报表，有规范的统计办法和严格的报送审核流程，产妇分娩年龄和产次统计数来自于广州市妇幼卫生工作监测月报。

二、方法

1.评价指标：主要评价指标有高龄产妇比例、二孩出生比例。本研究高龄产妇指分娩时年龄≥35岁产妇。高龄产妇比例=(高龄产妇人数/产妇总数)×100%。二孩产妇比例=(单胎产次≥2的产妇数/产妇总数)×100%。按照国内生育政策的变化情况，将产妇分娩年份分为三个时期，即二孩政策实施前(2013年)、单独二孩时期(2014—2015年)、全面二孩时期(2016—2018年)。

2.统计学处理：本研究采用SAS 9.4软件(软件序列号：11201321)描述2013—2018年住院分娩活产数变化趋势，趋势χ2检验分析不同政策时期高龄产妇比例和单胎二次及以上比例的变化情况。本研究采取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广州市2013—2018年出生活产儿总数分析

2013—2018年广州市出生活产数呈增加趋势，2014年比2013年增加17 448人(8.0%)，2015年略低于2014年，2016年环比增加30 686人(13.4%)，2017年环比增加21 899人(8.4%)，2018年开始走低，低于2016年、2017年水平，环比减少34 957人(12.4%)但仍高于2013、2014和2015年。见表1。

二、广州市生育政策调整前后活产总数分析

由图1可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后，全面二孩时期(2016—2018年)平均活产数较政策实施前(2013-2015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呈现明显的非平稳性和季节性，当年5～10月份呈上升趋势，11月～次年2月呈下降趋势。实施前后平均活产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周期性波动趋势，2月份是平均活产数低谷，9、10月是分娩高峰，下半年的平均分娩数值明显高于上半年。

三、生育政策调整前后高龄产妇比例变化

2013—2018年高龄产妇总比例为13.6%，总体呈上升趋势(P<0.001)，其中2013—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开放前后高龄产妇的比例较低(9.6%，43 394/452 145)，“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2016年高龄产妇为13.8%，2017年高龄产妇占比达到最高值(18.5%)，2018年高龄产妇占比回落至17.9%。见表2。

四、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二孩产妇比例变化

2013—2018年，总体单胎一孩产妇数为703 848例，二孩产妇数为748 165，二孩产妇比例为51.5%，二孩产妇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P<0.001)，其中2017年最高(60.3%)，比2013年提高17.6个百分点，比2016年提高了7.4个百分点，2018年回落至58.4%。见表3。

讨论

广州市出生活产儿数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有明显变化，实施前后每年有差异，“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前最低(219 348人)，2014年3月27日在广东省政策落地后，当年广州市活产数为236 796人(同比增长8.0%)，2015年广州市活产数为229 355人(同比降低3.1%)，“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人口增加影响不如预期。2016年1月1日，广东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当年活产数较2015年增长30 686人(13.4%)，环比增幅水平最大，二孩的比例(52.9%)首次超过一孩(47.1%)，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是生育堆积释放的一年，短期内对人群生育水平有较大的影响。2017年活产数继续增加至21 899人，环比增长8.4%，达到广州市2000年以来最高值，“两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验证了文献所提，生育政策一经出台在短时间内对出生数量即产生影响和基于生育意愿调查的生育潜能于第二年集中释放的预估[5-6]。2018年活产数首次回落，环比减少34 957(12.4%)人至246 983人，但活产数仍高于2015年水平。活产数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影响因素，一是育龄妇女持续减少，二是生育水平比上年略有下降[7]。

广州市高龄产妇随着“两孩”政策的实施有明显的增加趋势，政策开放前高龄产妇的比例最低(9.8%)，二孩政策开放后，2015年高龄产妇为11.0%，2016年高龄产妇为13.8%，2017年高龄产妇达到最高值18.5%，比2011年增加8.3个百分点，2018年回落至17.9%。数据证实，孕妇高龄(≥35岁)已经成为为国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第2个孩子产妇的生育风险因素[8]。而高龄是导致产科并发症，如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以及生育力下降、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升高、产后出血、前置胎盘等发生率增高的危险因素[9-10]。针对高龄孕产妇妊娠管理，2016年4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的15号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切实做好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的意见》[11]指出要“严格实行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密切监测、治疗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切实加强孕产妇风险管理。”妇幼保健机构要加强宣教工作，增强妇女的孕前保健和产前检查意识，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孕期管理及监测，及早筛查高危孕产妇并进行干预，重点关注瘢痕子宫、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等高危因素，减少不良妊娠结局，保障母婴安全，为二孩政策保驾护航[12-14]。

2017年二孩产妇人数明显增加，占当年住院产妇数的60.3%，比2013年提高17.6个百分点，比2016年提高了7.4个百分点，2018年回落至58.4%。二孩生育趋于平稳，这与“全面两孩”累计生育需求在2016年、2017年集中释放和2018年生育需求向常态过渡有关[7]。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大孩心理健康，但同时也有部分生育二孩的家庭，大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大孩出现的心理问题，家长应该引起重视，力求促进幼龄大孩心理的健康发展[15]。

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广州市活产数变化影响明显，政府部门应根据生育政策的变化，适当调整保健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制定符合新形势下的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相关政策和措施。

1 李兵，祝新红，王雄虎，等.广东省二孩政策背景下产科床位和人员现状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18,34:8-12.

2 吴博浩，金楚瑶，王慧英，等.“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北方某三甲医院高龄产妇及产次变化情况分析.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18,29:201-204.

3 康楚云，高燕秋，宋莉，等.生育政策调整对助产医院分娩量及产妇构成的影响.人口研究,2015,39:85-93.

4 杨舸.“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25-33.

5 赵薇，黄爱群，胡焕青，等.单独两孩政策对重点监测城市助产机构活产数变化的影响.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17,28:337-339.

6 原新.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人口学刊,2016,3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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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春荣，赵顺霞，张朋睿，等.国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产妇的临床特点分析.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2018,14:343-347.

9 Ben-David A,Glasser S,Schiff E,et al.Pregnancy and Birth Outcomes Among Primiparae at Very Advanced Maternal Age:At What Price?.Matern Child Health J,2016,20:833-842.

10 Laopaiboon M,Lumbiganon P,Intarut N,et al.Advanced maternal age and pregnancy outcomes:a multicountry assessment.BJOG,2014,121 Suppl 1:49-5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切实做好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的意见(国卫妇幼发〔2016〕15 号).2016.http://www.nh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dispatchDate=&staticUrl=/fys/s3581/201604/73f2853f2c634df7bb1d577d9de845c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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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钟银莉，罗灿，陈婷婷，等.二孩政策下某妇产医院高危妊娠情况分析.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17,8:1-4.

14 赵薇，黄爱群，闫帅，等.大中城市8490例全面两孩产妇妊娠期高危与妊娠结局的分析.现代预防医学,2018,45:4286-4288.

15 丁常聪，李红霞，陈晓萍，等.二孩的出生对幼龄大孩的心理影响.重庆医学,2018,47:4064-4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