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儿母亲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国内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破解这一问题,促进人口全面健康发展刻不容缓。据估计,全国每年约有100万～150万早产儿出生[1],并且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早产率大幅上升[2],早产儿母亲这一群体数量不容小觑。生育意愿是实际生育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调查早产儿母亲再生育意愿,对于了解和预测这一群体的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再生育意愿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形成,并持续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周围环境的联结性,该理论包括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系统[3]。微观系统即个体系统,包括影响个体的生理、心理、行为等子系统;中观系统指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小规模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指规模更大的群体,主要包括组织机构、社区、政策、社会文化、风俗等[3-4]。既往研究[5-17]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现有子女数、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教育支出、丈夫参与育儿、祖辈帮扶育儿、传统文化观念、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户籍、互联网等因素会对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但具体到不同群体,以上因素所起的作用并非完全相同。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将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分析各层面早产儿母亲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促进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以及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提供支持。见图1。

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的2018年数据,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样本覆盖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8年共完成约15 000个家庭的访问,采集个人问卷约44 000份。CFPS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抽样由三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为行政区/县,第二阶段为行政性村/居委会,第三阶段为家庭户。前两个阶段的抽样使用官方行政区划资料,第三阶段使用实地绘制地图获得的家庭住址。在同级行政层,根据社会经济水平对区/县或村/居排序后,从随机起点以等距方式抽取,按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进行内隐分层抽样,第三阶段由于没有经济水平指标的数据,就借助地理信息,按照社区内行走路线对家庭户进行排序[18]。CFPS数据库包括家庭经济库、家庭成员库、个人库、少儿库等子数据库,少儿库主要包括16岁以下儿童的基本信息、发育情况及与父母相处情况等。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早产儿母亲,研究人员首先从少儿库中根据孩子的编码匹配其母亲得到8 735个样本,根据胎龄<37周的纳入标准剔除6 510个样本。育龄女性[19]广义上理解为有生育能力的女性,WHO界定育龄妇女的年龄为15～49周岁,考虑到国内女性18岁成年,因此根据年龄为18～49岁的纳入标准剔除431个样本。剔除因变量存在缺失以及多个自变量存在无效值和缺失值的149个样本,最后共得到1 645个样本。

二、方法

1.调查工具:CFPS的问卷是由北京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主要包括社区、家庭、成人以及少儿四种主题问卷,旨在追踪收集个人、家庭、社区层面的数据[18]。本研究从CFPS问卷中筛选研究所需变量。(1)因变量。本研究定量分析国内早产儿母亲再生育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所以采用cfps2018person中qka202题项,即期望孩子数(个)为因变量,将已有子女数大于等于期望孩子数的母亲视为没有再生育意愿(赋值为0),已有子女数小于期望子女数的视为有再生育意愿(赋值为1)。(2)自变量。根据已有文献的梳理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框架,影响再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分为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本研究微观层面因素主要为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态、婚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自评健康状况,中观层面因素主要为现有子女数、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教育支出、配偶以及祖辈帮扶育儿情况,宏观层面因素主要包括户口、是否使用互联网、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否有医疗保险、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

2.统计学处理:采用Stata 16进行数据整理,使用SPSS 26进行统计分析,由于少量自变量存在缺失(低于5%),因此对计量资料采用期望最大化法填补缺失值。对调查对象进行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率)表示,使用χ2检验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早产儿母亲的再生育意愿现状以及样本分布特征

本研究中已育二孩的早产儿母亲比例最多,为52.8%,已育一孩的早产儿母亲比例为31.0%,还有少许已育三孩及以上的早产儿母亲,现有子女数的均值为1.9,期望子女均值为2.1。在1 645名早产儿母亲中,408名有再生育意愿,占比24.8%(408/1 645)。71.9%(1 182/1 645)的早产儿母亲希望有两个孩子,且主要为一男一女。早产儿母亲的年龄为32.0(29.0,37.0),初中及以下的学历居多,为70.4%(1 158/1 645),农业户口较多,为83.2%,74.7%处于在业状态。75.3%使用互联网。对生活满意的占69.4%(1 141/1 643),对婚姻满意的占80.5%(1 325/1 645),79.5%(1 306/1 642)自评健康状况良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5.3万,5万以下比例最多,为40.3%,其次为5万～10万,占36.0%,10万以上比例最少,为23.7%。年教育支出的中位数为3 000,教育支出在3 000元以下和5 000元以上较多,分别占45.4%、41.0%。3 000元～5 000元仅占13.6%。祖辈提供育儿支持的占比42.1%,仅有6.1%的丈夫参与育儿。92.5%具有医疗保险,59.2%有养老保险,68.1%(1 118/1 641)认为“传宗接代”重要。见表1。

二、早产儿母亲的再生育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使用χ2检验分析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互联网、健康状况、现有子女数、丈夫参与育儿、祖辈帮扶育儿、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教育支出、户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传宗接代”重要程度与再生育意愿的关系。统计结果发现,在1 645名调查对象中,早产儿母亲的再生育意愿与年龄、受教育程度、互联网、生活满意度、现有子女数、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教育支出、户口以及“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有关(P<0.05)。见表1。

三、早产儿母亲再生育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再生育意愿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到统计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30<～≤35岁、40<～≤45岁、>45岁)、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本科及以上)、现有子女数(2个、3个及以上)、家庭年教育支出在5 000元及以上、“传宗接代”重要程度(一般、重要、非常重要)为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见表2。

讨论

一、早产儿母亲的再生育意愿不高,两个孩子成为生育主流

从总体水平来看,早产儿母亲的再生育意愿不高,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已有二孩的母亲较多,已经满足了自己的生育意愿。多数母亲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这与周宗社等[20]调查发现的重庆市育龄女性的理想子女均数(1.92)较为接近,并且其调查的样本中农业户口占比为70.8%,与本研究样本比例也较为相似。理想子女数为两个的早产儿母亲中,希望生育一男一女的为主流,这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多为农业户口为主。刘景琦等[21]对农民家庭的生育决策进行研究,发现农民总是倾向于生育“一儿一女”,实现“儿女双全”。

二、微观层面:再生育意愿受早产儿母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30<～≤35岁、40<～≤45岁、>45岁年龄组相较于25岁及以下年龄组更倾向于不再生育,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25～35岁的女性处于其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比起生孩子导致职业中断,更多人愿意投身于工作中[22-23]。而40岁以上的女性考虑到自身年纪以及担忧母婴的健康,其再生育意愿也会被抑制[24-25]。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小学及以下的教育水平,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早产儿母亲不希望再生育,这与张丽萍等[5]研究结论一致。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相比孩子的数量,更加注重孩子成长的质量;其次,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更好,生育会使女性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最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升高,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龄推迟,降低了生育多孩的可能性[5, 26]。

三、中观层面:再生育意愿受现有子女数和家庭年教育支出5 000元及以上因素的制约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现有子女数的增加,早产儿母亲的再生育意愿降低(表2)。这与周宗社等[27]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可能与生育以及养育成本过高等因素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年教育支出在5 000元及以上会制约再生育意愿。当下,为获得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及其带来的累积效应,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常常不惜一切代价,教育支出已占养育成本的很大比例[28-29],这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孙小蒙等[11]研究表明,子女的教育支出制约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降低他们生育“二孩”、“三孩”的可能性。臧微等[30]研究也表明,教育的支出成为家庭成本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减轻孩子的作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国内于2021年推出“双减”政策,但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一些困难,如教师胜任力不足,学生适应力不强、家长参与度不高、社会环境不良等,这不仅增加了家长的焦虑,还使得一些培训机构恶意涨价,超时收费等[31]。

四、宏观层面:“传宗接代”观念依然存在并影响再生育意愿

本研究结果显示,“传宗接代”观念能够影响再生育意愿,并且这种观念越浓厚,再生育意愿就越强烈。传宗接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念,随着西方生育观念的流入逐渐被冲击和淡化,但多项研究表明它依然存在并影响国内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32-33]。虽然本研究结果显示,这种观念能促进再生育意愿,但它会带来男孩偏好、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长此以往反而不利于提高人口生育率[34]。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个体在生活中逐渐接触到新型生育观念时,传统的文化观念才会逐渐减弱,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会逐渐消失[35]。

1 Zhong N.Achieving lower preterm birth rates in China via reductions in iatrogenic preterm births.Am J Public Health,2019,109:1489-1490.

2 Deng K,Liang J,Mu Y,et al.Preterm births in China between 2012 and 2018: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more than 9 million women.The Lancet Global Health,2021,9:e1226-e1241.

3 师海玲,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4-97.

4 McLeroy K R,Bibeau D,Steckler A,et al.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Health Educ Q,1988,15:351-377.

5 张丽萍,王广州.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20,42:19-34.

6 何姗姗.超大城市“新任妈妈”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社会建设,2021,8:25-39.

7 程雅馨,何勤.影响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因素预测及女性权益保护——基于马尔科夫链模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32:71-79.

8 程雅馨,何勤.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形势下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与女性权益保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30:99-107.

9 任远,金雁.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人口学刊,2022,44:32-43.

10 王晓娟,石智雷.从收入到资产:财富不平等与居民生育意愿.经济评论,2022,1:114-126.

11 孙小蒙,黄镇,周春光.子女教育支出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南方人口,2022,37:24-35.

12 李京鸿,魏薇,解恩泽.丈夫育儿是否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来自CFPS的证据.南方人口,2021,36:68-80.

13 于潇,韩帅.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22,2:26-41.

14 吴帆,冯丽琴.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生育观念代际传递机制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80-87.

15 陈欢,张跃华.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19,11:88-99.

16 黄秀女,徐鹏.社会保障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来自基本医疗保险的经验证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4:104-117.

17 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等.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人口研究,2022,46:3-15.

18 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社会,2014,34:1-32.

19 于勇,喻明.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人口,2022,37:70-80.

20 周宗社,李孜,忽新泰,等.重庆市育龄女性理想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9,27:145-149.

21 刘景琦.“过日子”视角下农民家庭的生育决策——兼论农民“儿女双全”的生育决策是如何形成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1:68-77.

22 李芬.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瘢痕效应——基于全国十二城市的实证研究.河北学刊,2018,38:193-199.

23 杨丛品,罗卓野,许秀华,等.河北省某医院体检3512例育龄女性生育选择及压力现状.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22,60:62-67.

24 Li D,Yu C,Song C,et al.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in Jiangsu Province,China:recent trends and associated factors.BMC Pregnancy Childbirth,2021,21:1-8.

25 刘宁,许茜.不同年龄阶段二胎产妇妊娠结局影响因素及生育三胎意愿调查分析.海军医学杂志,2022,43:621-625.

26 原新,刘志晓,金牛.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特征、致因与应对——聚焦生育视角的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5:48-56.

27 周宗社,侯明喜,薛晓.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69-77.

28 姚从容,马玲.教育内卷、摇号入学与减负新政中的焦虑传递.当代青年研究,2022,4:85-93.

29 张川川,王玥琴.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投入与教育不平等.管理世界,2022,38:83-97.

30 臧微.生育二孩与家庭成本: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分析.人口与发展,2022,28:32-42.

31 张善超,熊乐天.“双减”实施过程中的困境与破解之道.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149-158.

32 麻宝斌,郭思思.性别正义视域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82-89.

33 洪秀敏,朱文婷.二孩时代生还是不生?--独生父母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2017,5:69-78.

34 张川川,马光荣.宗族文化、男孩偏好与女性发展.世界经济,2017,40:122-143.

35 石贝贝,唐代盛,候蔺.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人口学刊,2017,39: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