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 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妇幼保健·
王银浩 刘菊芬
【 摘要 】 目的 研究全面二胎政策放开后北京高校大学生生育意愿与其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关系。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生育意愿，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探讨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中理想孩子数量为2个的比例更高，在一孩生育时独生子女表现出更明显的性别倾向；多因素分析显示独生子女在一孩生育时更有性别倾向( OR =1.92,95% CI :1.25～2.97)，研究生及以上( OR =1.94,95% CI :1.05～3.58)、家庭情况较差( OR =1.67,95% CI :1.10～2.54)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要男孩。 结论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理想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
【 关键词 】 生育意愿； 独生子女； 大学生
作者单位：100191，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王银浩)；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生育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刘菊芬)
自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我国的独生子女数量迅速增加，研究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独生子女存量约为2.2亿 [1] 。如此巨大的独生子女数量，在未来对于我国的生育水平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生育意愿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背景下生育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影响着生育政策的制定，反之，生育政策也引导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 [2] 。我国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们的生育意愿或多或少将随之发生变化。由于我国社会中的生育行为主要发生在20～30岁的青年身上，这些处于婚育年龄的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对现实生育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 [3] 。在现阶段国家教育水平迅速上升的情况下，未来大学生群体将成为主力军，2010—2012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分别为630万、660万和680万 [4]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规模则达到699万 [5]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的生育意愿，对于了解和预测我国生育水平以及人口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生育意愿，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探讨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2016年12月—2017年3月，对北京地区部分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生育意愿调查。调查以同学群为基础，主要利用问卷星进行电子问卷采集，同时对学院路附近的高校学生进行纸质问卷调查，以北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为主体，占总人群的91%。
1.调查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原则，本研究采用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民族、入学前户口、学生类型、经济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医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生育意愿。
2.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它包含了数量、性别及生育时间。本调查将其分成了“是否计划要孩子”、“理想的孩子数量”、“理想的初次生育年龄”、“当只能生育一孩时的性别倾向”及“理想的生育间隔时间”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3.相关操作性定义：在多因素分析中，①经济情况：用家庭月收入情况进行衡量，将家庭月收入在12 000元(2015年度最新中国收入等级划分显示初中级小康的标准为8～20万/年，取上下限平均值后计算出月收入，最终四舍五入得到)以上的家庭归为“良好”组，而将其他家庭归为“较差”组； ②受教育程度：用学生类型进行衡量，将本科、专科及以下的学生归为“本科及以下”组，将硕士、博士及以上的学生归为“研究生及以上”组；③年龄：将16～21岁的学生归为“低龄”组，将22～30岁的学生归为“高龄”组； ④理想生育孩子数目为2个及以上：将1个分为“1”组，将2个及以上分为“2个及以上”组；⑤一孩生育时的性别倾向：将选择“都可”选项的调查对象归为“无性别倾向”组，将选择“男”和“女”的调查对象归为“有性别倾向”组；⑥一孩生育时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将选择“男”的调查对象划分为“偏好男孩”组，将选择“女”及“都可”的调查对象划分为“不偏好男孩”组。
4.统计方法：利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 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次研究发放问卷658份，回收有效问卷633份，有效率为96.2%。
本次的调查对象针对北京地区的在校大学生，主要的学生类型为本科生，占80.9%。平均年龄为(21.1±2.2)岁，其中女大学生占55.2%，男大学生占44.8%。入学前为城市户口占72.5%，农村户口占27.5%。调查人群中以独生子女为主，占71.2%，非独生子女占28.6%。独生子女中，入学前城市户口较多，平均年龄为(20.9±2.1)岁，学生类型以本科生为主；非独生子女中，入学前农村户口较多，平均年龄为(21.6±2.4)岁，学生类型以本科生为主，两组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独生子女及非独生子女的基本特征 [例(%)]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between the only and non-only child [ n (%)]
* P <0.05.
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详见表2。独生子女大多倾向于要孩子，且大多数学生的理想孩子数量为2个，理想的初次育龄则集中在“26～28”、“29～31”两个年龄段，45%以上的人对一孩生育时孩子的性别无特殊要求，认为男孩女孩皆可，大多数人认为理想的生育间隔时间为“1～4年”。女性计划不要孩子的比例相对于男性偏低。女性的理想初育年龄较男性相对更加集中，主要集中在26～28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在生育一孩时，女性更倾向于要女孩，男性更倾向于要男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290)。入学前户口为农村的大学生倾向于要孩子的比例比城镇户口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142)。在理想孩子数量方面，无论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70%以上倾向于要两个孩子。就一孩的性别倾向性来讲，入学前为农村户口的学生希望生育男孩的比例相对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222)。
表2 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情况分析 (N=451)
Table 2 Analysis on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only child (N=451)
* P <0.05.
单因素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的理想生育孩子数量更集中于2个，在一孩生育时独生子女更具有性别倾向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对单因素分析时受到独生子女情况影响的两方面生育意愿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孩子数量为2个及以上的比例较独生子女更多，差异为临界显著( P =0.079)，见表4；独生子女为大学生时在一孩生育时更具有性别倾向( OR =1.92，95% CI ：1.25～2.97)，见表5，对于男孩的性别偏好的差异为临界显著。此外，还发现在男孩的性别偏好方面，学生类型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大学生更偏向于生育男孩( OR =1.94，95% CI ：1.05～3.58)，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大学生更偏向于生育男孩( OR =1.67，95% CI ：1.10～2.54)，见表6。
表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差异[例(%)]
Table 3 Difference in fertility desire between the only and non-only child [ n (%)]
* P <0.05.
表4 理想生育孩子数量为2个及以上的影响因素
Table 4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two or above)
SE:standard error; reference group is in the bracket; the subgroups are divided into “one” and “two or more” by the number of children.
表5 一孩生育时性别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5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preference in only-child family
SE:standard error; reference group is in the bracket; “Gender preference group” includes choosing “boy” and “girl”,“No gender preference group” includes choosing “either”; * P <0.05.
表6 只生育一孩时对男孩性别偏好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6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oy preference in only-child family
SE:standard error; reference group is in the bracket; “No preference for girl group” includes choosing “boy” and “either”,“Girl preference group” includes choosing “girl”; * P <0.05.
大量研究显示中国人群对于理想子女数的选择中，不要孩子的比例都是少数的 [3,4,6] ，意味着中国人群大多倾向于要孩子。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也多倾向于要孩子。
以往研究结果显示，无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多数人的理想子女数量为1个 [6-8]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二孩生育意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甚至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想 [9-11] ，理想生育水平也明显提高 [12] 。本研究显示北京高校大学生独生子女的理想孩子数量为2个。这说明现阶段独生子女中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改变。可能是受到了现行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影响，上海的一项研究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产妇二胎及以上增长率达52.6% [13] 。
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渗透，过去重男轻女的观念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逐渐淡化，使得多数人觉得生男生女并无区别，在以往研究中也有体现 [6,9] 。但在不同人群中，重男轻女的现象依旧存在。本文研究显示研究生及以上的学生和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有较强的男孩偏好。有关文献报道流动人口生育男孩的意愿较为强烈 [14] ，而这些人群相对来讲是经济情况较差的人群，与本文的结果相符。
防止出生缺陷优生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4～29岁 [15] ，本研究显示调查人群的理想初次生育年龄集中在26～28岁。有研究指出20～25岁及35岁以上的母亲生育孩子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增高 [16] ，例如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便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 [17] 。本研究中独生子女的理想初次生育年龄的主要分布与最佳生育年龄相符合，可能与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关。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生育意愿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理想的孩子数量”以及“一孩生育时的性别偏好”上。
有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量差别不大，但都更偏好女孩 [6] 。而在本研究中，非独生子女的理想孩子数量更集中于2个，生育孩子数量为2个及以上的比例也多于独生子女，虽然在多因素分析中该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其 P 值具有临界统计学意义，有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有关。因此结果提示我们，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地区未来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会低于独生子女比例较低的地区。研究者认为那些即将成为父母的人群的生育意愿是由家庭社会背景所塑造的 [18] ，故考虑上述结果可能与其独特的生长环境有关。初步结果显示，理想孩子数量在2个及以上的独生子女大多都设想过自己能够拥有兄弟姐妹( P <0.05)，统计学具有显著性差异。能够合理推测，之所以这些大学生希望生育更多的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儿童时期缺乏兄弟姐妹而感到遗憾，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当然，未来人口增长趋势还需考虑年龄、经济、教育、已有孩子数量等多种因素 [19] 。比如在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拥有更高教育水平女性的实际生育水平明显低于其生育意愿 [20]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虽然许多家庭都愿意养育两个及以上的孩子，但实际生育二孩的行动能力却主要因经济、精力等因素阻碍而下降 [21] 。所以随着本研究人群教育的完善、阅历的增长，他们的生育意愿或实际生育水平也可能发生变化。
研究显示非独生子女对于独生子女具有更为明确的带有性别选择的意愿 [22] ，但本文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都没有显示出对于女孩的特殊偏好。相反的，选择生育男孩的比例要高于女孩。而独生子女偏好男孩的现象可能更甚(临界显著)。这提示我们，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部分地区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在男女性别偏好方面，我们也设计了一些问题，最终得到的结果显示，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影响大学生性别偏好的因素分别为“单纯性别偏好(13.3%)”、“儿女双全观念(10.4%)”、“养孩子精神成本和收益(8.1%)”、“养孩子物质成本和收益(4.6%)”，由于本问题是在一孩生育时的性别倾向，我们排除选择“儿女双全观念”及“单纯性性别偏好”的人群进行分析，影响因素可能与男孩和女孩的成长特点及养育过程中存在的不同问题有关。
“社会网络”指人际关系网络，其理论基础包括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及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许璟莹提出，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弱关系的存在并不会对个人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3] 。在本研究中，以同学群为基础的问卷扩散，是一种人际网络弱关系(友缘)，这对研究人群的生育意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独生子女由于家庭结构简单，强关系少，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可能会与其父母一代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是主要的影响性别偏好的因素。生育意愿并非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或非独生子女就呈现单一的形式，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初期阶段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也是未来潜在的生育主力军进行调查，期望为今后的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参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更新，以及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大学生阅历的增长，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在将来也许还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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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nhao , LIU Jufen .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 Institute of Reproductive and Child Health , Key Laboratory of Reproductive Health ,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PRC ,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191, 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in Beijing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The fertility desire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was compared,factors related the fertility desire were explored. Results It showed that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among the non-only child was two or more. People care more about the gender of their offspring in only-child famil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only child was a risk factor for gender preference ( OR =1.92,95% CI :1.25～2.97). People with graduate or above education ( OR =1.94,95% CI :1.05～3.58) and low family economic status ( OR =1.67,95% CI :1.10～2.54) showed son preference. Conclus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fertility desire of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the only-child and non-only child,including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and gender preference.
[ Key words ] fertility desire; the only child; college students
通讯作者： 刘菊芬(liujufen@bjmu.edu.cn)
(收稿日期： 2017-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