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生育政策的放开,高危妊娠[1]逐渐增加。高危妊娠是指在妊娠过程中因合并症及并发症等导致的可能危及母胎的妊娠状态。相关研究显示,高危妊娠孕妇中发生如抑郁及焦虑等围产期精神类疾病的几率增高[2-3]。二胎、三胎的放开,孕妇孕产史增多,作为高危妊娠的一种,是否会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本文通过应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4] 以及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xy Disorde-7,GAD-7)[5]对产妇抑郁及焦虑状态进行评估,探讨孕产史对产后心理状态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1.对象:选取2021年12月1日～2022年3月1日在本院分娩的740例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包括(1)产妇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研究;(2)具有完全的认知和行为能力;(3)无严重的内外科合并症及产科并发症。排除标准包括(1)理解及沟通障碍,不能配合完成问卷调查者;(2)已确诊为精神病患者或抑郁症患者;(3)有家族精神病病史;(4)孕期有严重压力事件发生,如家庭暴力、家庭成员或近亲属患重疾或者发生死亡等。本研究已通过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信息采集:采集产妇基本信息资料,如年龄、体重指数(BMI)、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年收入、受孕方式、有无丈夫陪产、是否行镇痛分娩、新生儿性别。本项研究主要分析孕产史对产后抑郁的影响。
3.研究方法:研究者向产妇及家属告知调查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交代填写问卷的相关注意事项,分别于产后7 d及产后42 d,产妇填写产后抑郁和焦虑量表问卷,一般5 min内完成问卷。通过EPDS[4]进行产后抑郁的评估,EPDS包括10项内容,根据症状的严重度,每项内容分4级评分(0,1,2,3分),于产后6 周进行,完成量表评定约需5 min;10个项目分值的总和为总分,总分≥13分者可诊断为产后抑郁症。通过GAD-7[5]进行产后焦虑情况的评估,GAD-7共有7个条目,每个条目分4级,每项内容分4级评分(0 ,1 ,2 ,3分),总分21分,总分0～4分正常,5～9分为轻度焦虑,10～13分为中度焦虑,14～18分为中重度焦虑,19～21分为重度焦虑。填写结束后,研究者立刻与被调查者核实问卷的填写情况。
4.统计学处理:所有的问卷填写完毕后收集统计。并应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应用均数±标准差、计数资料应用卡方检验,有序分类变量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使用Pearson 相关系数描述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一般情况:本研究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740份,问卷有效率为98.7%。740例产妇分为两组,初产妇416人,经产妇324人。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体重指数BMI、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年收入、受孕方式、有无丈夫陪产、是否行镇痛分娩、新生儿性别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指标初产妇(n=416)经产妇(n=324)年龄(岁)29.12±3.129.53±3.6孕前BMI(kg/m2)22.9±1.323.3±1.2高中以上学历[例(%)]301(72.4)227(70.1)有职业[例(%)]246(59.1)185(57.1)家庭年收入10万以上[例(%)]155(37.2)128(39.5)丈夫陪产[例(%)]383(92.1)306(94.4)镇痛分娩[例(%)]327(78.6)234(72.2)分娩孕周(周)39.3±1.538.6±1.2男性婴儿[例(%)]214(51.4)168(51.8)
2.产后抑郁情况:产妇产后7 d的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1.9%(88/740),产后42 d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14.0%(104/740)。初产妇产后7 d抑郁发生率稍低于经产妇,42 d抑郁发生率高于经产妇,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两组产妇产后7 d和42 d EPDS评分比较
组别例数EPDS评分[例(%)]产后7 d<13分≥13分产后42 d<13分≥13分初产妇416368(88.5)48(11.5)351(84.4)65(15.6)经产妇324284(87.7)40(12.4)285(88.0)39(12.0)
3.产后焦虑情况:总体来说,产妇产后焦虑发生率为31.5%(233/740)。初产妇中重度焦虑、重度焦虑较经产妇发生率高,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表3 两组产妇产后7 d和42 d GAD-7评分的比较
组别例数7 d GAD-7评分分值[例(%)]0～4分5～9分10～13分14～18分19～21分初产妇416283(68.0)101(24.3)18(4.3)8(1.9)6(1.4)经产妇324224(69.1)78(24.1)14(4.3)5(1.5)3(0.9)组别例数42 d GAD-7评分分值[例(%)]0～4分5～9分10～13分14～18分19～21分初产妇416303(72.8)84(20.2)12(2.9)10(2.4)7(1.7)经产妇324240(74.1)66(20.4)8(2.5)6(1.9)4(1.2)
4.产妇产后抑郁状态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显示妊娠次数(r=0.074,P=0.085)、分娩次数(r=-0.003,P=0.937)与产后抑郁无关,提示孕产史与产后抑郁无相关性(P>0.05),随着妊娠次数及分娩次数的增加,并不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见表4。
表4 不同孕产史和产后抑郁的关系
影响因素产后抑郁rP妊娠次数rP分娩次数rP产后抑郁——0.0740.085-0.003 0.937妊娠次数0.0740.085——0.544<0.0001分娩次数-0.0030.9370.544<0.0001——
讨论
1.产后抑郁对产妇及新生儿影响:产后抑郁对产妇及新生儿均有较大危害,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及预防医学工作组建议对产妇广泛开展产后抑郁的筛查以尽早发现潜在产后抑郁危险的产妇。对筛查阳性或存在高危因素的人群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产后抑郁筛查工具EPDS[4],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对全世界范围内各种语言的人群都有良好的检测效能。GAD-7量表是基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制订焦虑、抑郁的自评工具[5],量表均具有条目少,方便易操作的特点,能较好的反映产妇心理情况,可信度较高。筛查结果为阳性的产妇可能发生产后抑郁,需加强追踪随访,并及时转诊至心理门诊进一步确诊和治疗[6]。
2.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产后抑郁和多种因素有关。目前发现,高龄(年龄超过 35 岁)、孩子早产、出生后入住新生儿科、居住条件不满意、家庭收入低、社会支持差、未参加孕妇学校、是发生产后抑郁的高危人群[7-8];研究文化程度对产后抑郁的影响结果不一致。有的研究[9-11]认为,学历高的女性,其学习能力强,信息素养高,对妊娠期间及分娩知识都能够主动学习与了解,有助于消除部分紧张、焦虑、抑郁的情绪。而另一部分学者[12-13]则认为,学历越高的人,要求越高,发生产后抑郁风险更高,对孩子等各方面的期待值越高,当现实情况与预期出现差距时,则难以接受,反而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增高。年龄、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等与产后抑郁无明显相关性[14]。
3.孕产次数与产后抑郁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开放三胎政策,妊娠次数及分娩次数增多,孕产次数是否是产后抑郁的高危因素值得探讨。何惠等[10,15]研究认为分娩次数与产后抑郁无相关性,任云云等[16]认为初产妇比经产妇更易患产后抑郁。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产妇患产后抑郁的风险增加,考虑可能与初产妇无分娩经验及哺育新生儿经验有一定关系,虽然与经产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提示初产妇需要得到更多的健康宣教及心理辅导。而最近李帅[17]等学者的研究则认为孕次和产次都是产后抑郁的高危因素,其研究中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38.4%。而本研究结果提示孕产次数与产后抑郁无相关性。考虑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1)大部分再生育者出于自愿生育,第一胎及第二胎分娩经历对孕产妇未造成不良的影响。有较好的社会支持,如丈夫支持,家庭支持,无严重的心理负担及经济负担,孕产妇愿意再生育;(2)自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以来,社会各种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如育儿教育成本、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措施等逐渐完善,降低家庭压力,增加育龄女性再生育信心;(3)在对产妇进行是否愿意再生育调查中发现,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自主能力增强,对生育的掌控权的转变,不再是曾经的“生育机器”,为了传宗接代而被迫再生育,初产妇可顺从自己意愿选择是否再生育,而不再是出于“无奈”;(4)国家增加医疗投入支持女性再生育,近年来,初产妇年龄逐渐增加,高龄产妇比例增加,随着年龄增加,孕产妇合并症及并发症也逐渐增加,国家增加医疗投入,提高基层产科机构医疗水平,增加孕期免费产检项目、优生筛查项目及新生儿检查项目,加大对高危孕产妇的管理强度,强化高危转诊、随访制度,进一步保障孕产妇的安全,给予孕产妇以安全感。
综上所述,产后抑郁受多种因素影响,虽然本研究显示孕产次与产后抑郁之间无明显的相关性,但做好孕前、孕期、产时、产后等不同阶段的健康宣教,尽量做到计划妊娠,减少非计划妊娠后流产次数,提高妊娠后分娩率,降低妊娠风险,保障孕产妇安全,同时在孕产期加强抑郁筛查,加强心理咨询及辅导,尽早发现潜在抑郁患者,及早干预,最大程度降低产后抑郁导致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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