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妊娠妇女经历着生理的巨大变化,心理状况也因为激素变化、身体不适等原因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焦虑、抑郁是妊娠妇女常见的心理问题,其不仅会影响妊娠妇女自身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胎儿的神经行为发育,增加子代注意缺陷多动症、精神分裂症、孤独症等疾病的发生风险[1]。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年龄、妊娠风险等都是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风险因素[2-3],有较差社会支持的妊娠妇女,其焦虑、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有良好社会支持者[4],这可能与社会支持带来的安全感、归属感能够缓解个体消极身心反应有关[5]。有研究指出,领悟社会支持在压力、负性生活事件等因素与焦虑、抑郁状态间起中介作用[6-8]。本研究探讨领悟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妊娠妇女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以期为降低妊娠妇女焦虑、抑郁发生率,提升妊娠妇女及其子代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2020年4月—2021年1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建档的妊娠妇女。纳入标准:(1)北京市常住人口;(2)已确诊为宫内孕;(3)愿意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因听说读写能力异常或智力异常,无法完成调查。
二、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法,由妊娠妇女自行填写调查表,填写完毕后由研究人员检查问卷填写情况,确认是否填写完整、清晰,不存在逻辑错误等。调查工具包括:(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妊娠妇女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包括:高、较高、较低、低)、孕周(孕早期:孕13周及以前,孕中期:孕14～28周,孕晚期:孕28周以后)、自评妊娠风险(包括:极高、较高、一般、较低、极低)、负性生活事件(如:不被关心;不被照顾和帮助;担心工作影响胎儿发育;与人争吵;担心工作学习受怀孕影响等,得分范围为0～8分,经历过一件负性生活事件,则计1分)。(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计12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法,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9]。(3)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共计20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法,各条目分数加总后乘以1.25并取整为标准分,若标准分在50分及以上,则表明个体有焦虑情绪[10]。(4)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共计10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法,各条目分数加总后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抑郁程度越严重,可用>9.5分作为筛查产前抑郁情绪的临界值[11]。
采用SAS 9.2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描述。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或Spearman相关分析法,若r>0.30则认为有一定相关性。采用AMOS 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路径分析,若χ2/df值小于3.00,且GFI值、AGFI值、NFI值、CFI值、TLI值均大于0.90,RMSEA值小于0.05,则表明模型适配良好[12],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3]。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2份,有效率94.0%。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1.4±3.6)岁,其中31.9%为北京市户籍,本科学历者占57.1%,有51.1%就职于民营企业,家庭收入较高者占61.4%(173/282),与伴侣共同居住者占91.1%(257/282),经历过2件及以上负性生活事件者占45.0%(127/282),55.7%的被调查者处于孕早期,自评妊娠风险不高者占九成以上(92.2%)。被调查者的领悟社会支持平均分为(70.8±11.5);焦虑自评量表平均分为(39.6±7.0),其中9.2%孕妇有焦虑情绪;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平均分为(5.0±3.6),其中9.9%孕妇有抑郁情绪。
二、妊娠妇女焦虑、抑郁及其可能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分析
负性生活事件与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焦虑:r=0.48,P<0.05;抑郁:r=0.51,P<0.05),即近期经历过负性生活事件越多的妊娠妇女,其焦虑、抑郁程度越高;领悟社会支持与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焦虑:r=-0.38,P<0.05;抑郁:r=-0.39,P<0.05),即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的妊娠妇女,其焦虑、抑郁程度越低。具体见表1。
表1 焦虑、抑郁及其可能影响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betwee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their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Variable Age Family income Gestational weeks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 Negative life even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xiety Depression Age 1 Family income 0. 085 1 Gestational weeks 0. 068 -0. 091 1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 0. 220 ∗ -0. 039 0. 064 1 Negative life events -0. 116 -0. 033 -0. 297 ∗ 0. 071 1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0. 064 0. 107 -0. 039 -0. 153 ∗ -0. 213 ∗ 1 Anxiety -0. 049 -0. 018 -0. 112 0. 137 ∗ 0. 477 ∗ -0. 375 ∗ 1 Depression -0. 036 0. 038 -0. 186 ∗ 0. 180 ∗ 0. 506 ∗ -0. 391 ∗ 0. 612 ∗ 1
Note:* P<0.05.
三、妊娠妇女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采用200次抽样的Bootstrap法分析,各拟合指标提示模型适配良好,路径分析结果见图1、图2。如表2所示,自评妊娠风险对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的间接效应均为0.017,直接效应分别为0.083和0.131,总效应分别为0.100和0.148;负性生活事件对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的间接效应均为0.054,直接效应分别为0.386和0.397,总效应分别为0.440和0.451。在95%概率水平下,路径“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焦虑”和“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抑郁”均成立(见表3),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焦虑、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2.3%和12.0%。
图1 各因素对妊娠妇女焦虑水平的影响路径
Figure 1 The influence path of various factors on anxiety among pregnant women
图2 各因素对妊娠妇女抑郁水平的影响路径
Figure 2 The influence path of various factors on depression among pregnant women
表2 路径分析中各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Table 2 Direct effect, indirect effect and total effect of each factor in path analysis
Path Direct effect Indirect effect Total effect Gestational weeks →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0. 058 - -0. 058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 →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0. 085 - -0. 085 Negative life event →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0. 269 - -0. 269 Age→Anxiety -0. 079 - -0. 079 Family income→Anxiety 0. 023 - 0. 023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Anxiety -0. 202 - -0. 202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Anxiety 0. 083 0. 017 0. 100 Negative life events→Anxiety 0. 386 0. 054 0. 440 Age→Depression -0. 094 - -0. 094 Family income→Depression 0. 070 - 0. 070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Depression -0. 201 - -0. 201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Depression 0. 131 0. 017 0. 148 Negative life events→Depression 0. 397 0. 054 0. 451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Path Mediating effect P 95%CI P2. 5 P97. 5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Perceived social support→Anxiety 0. 131 0. 079 -0. 015 0. 379 Negative life events→Perceived social support→Anxiety 0. 273 0. 001 0. 110 0. 518 Self-rating pregnancy risk→Perceived social support→Depression 0. 068 0. 080 -0. 008 0. 198 Negative life events→Perceived social support→Depression 0. 141 0. 001 0. 057 0. 264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有显著相关性,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焦虑、抑郁水平间起到中介作用。由于负性生活事件具有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符合主观愿望等特点,其更容易引起应激反应,从而造成情绪波动[14]。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可能与其能有效缓解妊娠妇女的压力,提升幸福感有关[15],根据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负性生活事件与个体易感素质共同作用可能是导致抑郁的原因,而社会支持可能提升心理韧性水平,缓冲负性生活事件造成的心理应激,帮助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从而降低抑郁风险[16];有研究指出,焦虑敏感性越高者的焦虑情况越严重[17],而焦虑敏感性与自我感受负担间具有正相关性,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有效的社会支持可能通过减轻自我感受负担的方式降低焦虑敏感性[18],从而发挥其中介作用。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理论模型中未纳入健康素养、以往妊娠经历、有无准备怀孕、有无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受孕方式等可能影响妊娠妇女焦虑与抑郁水平的相关因素,未来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应尽可能纳入所有已经发现的影响因素,以便全面探讨各类因素对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的作用机制。
有研究发现,处于不同孕周的妊娠妇女其焦虑、抑郁水平不尽相同,其中焦虑自评量表平均得分为41.23～43.35[19],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平均得分为5.80～6.47[20],与本研究结果相近。随着孕产期健康教育工作的全面普及,越来越多的妊娠妇女开始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有调查显示,在妊娠期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妊娠妇女占比达到39.0%,对新生儿健康的担心以及对分娩过程的恐惧是其最为担忧的两大问题,而孕期常见心理问题及保健指导、如何预防产后抑郁等则是其最渴望了解的心理保健知识[21-22]。为降低妊娠妇女焦虑、抑郁水平,应重视孕产期心理保健工作,开展“健康教育—心理筛查—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一条龙服务,满足妊娠妇女日益增长的心理保健需求。
适量运动、减压干预、家庭支持、远程干预均是妊娠妇女管理焦虑、抑郁情绪的有效方法[23]。研究表明,运动能显著改善孕中期、孕晚期焦虑、抑郁水平,其可能与运动能促进人际沟通、缓解身体不适、调节机体内环境等因素有关,对于没有运动禁忌症的妊娠妇女,可以选择慢走、养生保健操等运动方式,养成良好运动习惯[24];认知行为干预、人际心理治疗、正念干预、团体心理干预等均是有效缓解妊娠妇女负性情绪,改善焦虑、抑郁状态的心理干预方式[25-26],有需要的妊娠妇女可以前往提供相应服务的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机构等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家庭支持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妊娠妇女的家属应重视提升自己的支持和陪伴技巧,提升心理弹性,学会倾听,为妊娠妇女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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